张宾华 ，郑宽和 ，张 凤 ，李 阳
（1.惠州城市职业学院，广东惠州 516025；
2.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3.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惠州 51602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户籍制度、家庭经济水平以及随迁子女入学要求等方面的限制，我国涌现出大批留守儿童，特别是对处于弱势群体留守儿童来说，应及时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并积极纠正或缓解，是解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重中之重。
2016年，民政部公布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结果中，将农村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农村户籍未成年人”［1］。由于未与父母一同居住，亲情不完整，易存在家庭教育缺失问题，故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人际交往、情绪表达等多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心理健康问题。迄今为止，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更多是聚焦于中小学阶段，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后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而针对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几乎无。基于此，笔者以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为研究对象，旨在了解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以期为惠州市相关单位了解当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
留守学前儿童由于在“缺失型”的成长环境下长大，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较非留守学前儿童更为突出。在生态系统理论中，学者Brofenbrenner将社会影响归纳为以个体为圆心扩展开来的嵌套式系统［2］793-828，其核心就是个体，并且将其中能对个体产生直接影响的社会因素统称为微观系统，如家庭、朋友；
而微观系统中的各因素相互作用便形成了中观系统；
那些直接影响微系统中重要他人（如父母）的因素便构成了外系统。Bowlby 的依恋理论是目前研究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起源的又一重要理论基础，他认为，亲子间实际的依恋关系对儿童的精神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亲子关系疏离的儿童更易患有精神问题［3］。受上述两种理论的启发，关于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以及补救措施将会关注其所处的环境系统，如亲子间的关系，探索留守环境中学前儿童的良性发展路径。
综上所述，笔者以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为研究对象，借助幼儿心理健康状况测评量表，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为家长、教师、学校和相关单位了解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可借鉴的资料；
为提高留守学前儿童的心理素质，促进他们身心全面发展，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一）研究范围和对象
本次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惠州市七个城区的幼儿园，在惠州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完成数据收集。由于学前儿童的年龄限制，本次调查通过问卷星的方式将问卷发送给其主要照料人，通过主要照料人的问答来了解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
问卷发行的第四天共收集答卷13428份，之后答卷数据起伏不大，证明学前儿童的主要照料人基本上已填写完毕。根据填写时间以及5道反向计分题对数据进行筛选，剔除无效数据后，保留有效样本共11998份，其中留守学前儿童5399名，非留守儿童6599名；
留守男童2940名，留守女童2459名；
机关幼儿园留守儿童192名，公办幼儿园留守儿童1222名，民办幼儿园留守儿童3985名；
小班留守儿童1086名，中班留守儿童2024名，大班留守儿童2289名；
留守学前儿童中独生子女1215名，大孩儿童1623名，二孩儿童2101名，三孩儿童460名。
（二） 研究工具
问卷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调查惠州市学前儿童的留守情况以及相关的人口学变量；
第二部分主要了解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时代对学前儿童家庭带来的影响；
第三部分是关于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的测评量表。
第一部分主要了解学前儿童所在园所性质、户籍、班级、性别、独生子女与否、出生顺序以及主要照料人的情况，进而结合第二部分中：目前孩子主要与谁一起居住，来判断该儿童是否属于留守儿童或半留守儿童。由于半留守儿童的概念界定、相关研究不太明确，故本次研究不做详细探究。
第三部分关于调查惠州市幼儿心理健康的问卷是采用王星所编制的《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测评量表》［4］。相关研究表明，该量表具备良好的信效度［5］。该量表为筛选、判断学前儿童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而设计，涵盖幼儿心理健康7个方面的内容，共7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含10个问题，包括情绪障碍、性格缺陷、社会适应不良、行为障碍、交往缺陷、不良习惯、其它障碍等。该量表采取三级累加计分制，“没有”计0分，“偶尔”计1分，“经常”计2分。得分越高，表明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反向计分题则反之。
（三）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本次调查得到惠州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通过各县区教育局的学前教育教研室将问卷转发至全市幼儿园园长群，再通过园长转发到全园的家长群，总共进行了4天的线上调查。
笔者在本研究中主要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分析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整体样貌；
其次，分析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水平差异，主要基于人口学变量方面的分析；
最后，对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回归分析。
（一）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整体样貌分析
关于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的整体样貌分析，笔者主要从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与非留守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均分对比情况、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各维度以及各区/县的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三个切入点展开讨论。
1.留守学前儿童与非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均分比较分析
笔者在本研究中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判断是否为留守儿童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从量化分析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比留守学前儿童与非留守学前儿童的得分情况发现，两种生活状态下的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在整体水平上存在一定差异。首先，从整体上来看，留守学前儿童的整体均分为36.34，非留守儿童的整体均分为 34.23，从表1可看出，留守学前儿童与非留守学前儿童在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01）。此外，得分越高，证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其次，从各维度来看，留守学前儿童与非留守学前儿童在情绪障碍、社会退缩、行为障碍、交往缺陷、不良习惯以及其他障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再者，根据图1可知，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在情绪障碍、性格缺陷、社会退缩、行为障碍、交往缺陷、不良习惯和其他障碍的得分均高于非留守儿童。最后，留守学前儿童与非留守学前儿童在心理健康各维度上所受影响程度高低的顺序一样。推测其原因可能与学前儿童的家庭成长环境之间存在较大关系，留守学前儿童缺少父母陪伴、关爱以及必要的家庭教育，无论是性格、情绪还是行为等方面均与非留守学前儿童有所差异。具体情况详见表1和图1。
表1 留守/非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分析
2.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各维度分析
如图1所示，留守学前儿童在性格缺陷、情绪障碍和行为障碍上的得分最高，表明留守学前儿童在性格、情绪和行为上存在的问题最为严重，也最容易面临这些方面的问题，从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其次是交往缺陷和其他障碍方面的问题；
最后是社会退缩行为和不良习惯的问题。家庭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对学前儿童的影响很大，主要就体现在性格、情绪和行为上，如果学前儿童在这一时期缺乏家庭教育，直接影响儿童以后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更易出现心理问题。
图1 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与非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均分对比
（二）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水平差异分析
1.不同性别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分析
表2是不同性别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具体差异。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性别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在社会退缩、行为障碍、交往缺陷以及总量表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01），推测其可能原因在于留守女童相较于留守男童在亲社会行为方面表现稍好，如与人相处融洽，愿意与人交往、合作等。其次，留守女童总体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留守男童。除此之外，在不良习惯方面，男女留守学前儿童存在显著差异（P＜0.05），推测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缺少父母的引导,留守男童相较于留守女童在行为习惯建立方面会更差。具体情况详见表2。
表2 不同性别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分析
2.不同性质幼儿园中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分析
表3是不同性质幼儿园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具体差异。从表3可以看出，情绪障碍在不同性质幼儿园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这与儿童所处的学园环境有关。机关幼儿园多是国家事业单位或者政府筹办的幼儿园，条件相对优越、社会地位比较高，儿童具有潜在的优越性，儿童自信心强，荣誉感也强，不易出现比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而公办幼儿园或民办幼儿园更有自身优势，发展各有侧重，留守儿童由于户籍或家庭原因，家长根本无法照顾他们，为减少对主要照顾人的负担，多数会选择民办幼儿园，所以就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经事后检验分析发现，公办幼儿园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在情绪障碍方面要显著好于民办幼儿园留守学前儿童。具体情况详见表3。
表3 不同性质幼儿园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分析
3.不同班级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分析
表4是不同班级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具体差异。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班级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在性格缺陷、社会退缩、其他障碍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01）。其次，在情绪障碍、行为障碍两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 0.01）。
经事后检验分析发现，小班留守儿童和中班留守儿童在情绪障碍、性格缺陷、社会退缩以及其他障碍上要显著低于大班留守儿童，但是小班留守儿童在行为障碍上要显著高于大班留守儿童；
根据总量表的得分结果可知，不同班级中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大班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要显著高于中班留守儿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儿童的生长规律和心理健康发展特点有关，大班儿童比中、小班儿童无论是在自我意识还是行为能力方面都比较强，自我意识不断提高，主动思考较多，活动区域逐渐扩展到室外，活动范围扩大，而且自己可以主动承担很多任务，这方面要明显好于中、小班留守儿童。因此，其在各方面均有明显差异。具体情况详见表4。
表4 不同班级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分析
4.不同出生顺序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分析
表5是不同出生顺序下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具体差异。从表5可以看出，不同出生顺序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在情绪障碍、行为障碍、交往缺陷、不良习惯、其他障碍等方面以及总量表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01）；
在性格缺陷、社会退缩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 0.05）。
经事后检验分析发现，除性格缺陷维度以外，属于独生子女的留守学前儿童在量表的其他六个方面均显著好于属于大孩的留守学前儿童；
根据总量表得分情况可知，属于独生子女或二孩的留守学前儿童在心理健康水平上要显著好于属于大孩的留守学前儿童，且属于二孩的留守学前儿童又会显著好于属于三孩的留守学前儿童。这是因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环境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比较少，父母虽不经常在身边照顾他们，但会有必要的时间和经历去陪伴他们，即使疫情限制了父母与儿童的陪伴时间和次数，但是网络视频或打电话的频率会适度增加，从而增加交流和陪伴的时间和次数，促进他们情感交流。因此，独生子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多孩留守儿童。具体情况详见表5。
表5 不同出生顺序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分析
5.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分析
笔者根据2020年惠州市各区/县的地区生产总值（GDP）结合27%和73%所得的临界值划分区间，将留守学前儿童的居住地经济水平划分为“高经济水平地区（仲恺区：n=192；
大亚湾区:n=320）” “中经济水平地区（惠东县:n=997；
惠阳县:n=1151；
惠城区：n=1277）” “低经济水平地区（龙门县：n=449；
博罗县：n=1013）”。表 6 呈现了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具体差异。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在交往缺陷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5）。
经事后检验分析发现，高经济水平地区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在交往缺陷方面低于低经济水平地区留守学前儿童，说明经济水平的高低与留守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疫情期间，各地区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对留守儿童的家庭经济情况产生一定影响，越是经济相对薄弱的家庭，父母更无暇于照顾。因此，留守儿童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对较多。具体情况详见表6。
表6 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分析
（三） 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对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显示，该模型成立 （R2=0.02，F=9.00，P＜0.001）。这表明，部分人口学变量是影响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高低的因素；
进一步分析发现，性别为女（P＜0.001）会显著正向影响留守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就读小班（P＜0.01）或中班（P＜0.01），出生顺序为二孩（P＜0.001）或三孩（P＜0.01）都会显著负向影响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高低。具体情况详见表7。
表7 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从整体上分析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发现：第一，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要比非留守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差，这与以往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6］。从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测量的各个维度来看，留守学前儿童在性格缺陷、情绪障碍和行为障碍上的分值最高，说明其在性格、情绪和行为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2019年度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发布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指出：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和抑郁水平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7］。李福轮、乔凌等人通过对留守儿童使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 进行心理健康调查的文献进行Meta分析后发现，留守儿童在情绪方面表现的更加敏感［8］。同样有学者基于Meta分析得出，留守儿童因长期缺乏关爱和正常的家庭氛围体验而导致明显的性格、情绪、行为方面的问题［9］。分析其原因在于，留守学前儿童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务工，缺少交流的机会，且自己还需要承担更多独立解决问题的责任，容易产生焦虑感，缺乏安全感。第二，通过对惠州市各区/县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分析发现，大亚湾区整体均分最低，惠东县整体均分最高。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可推测：地区经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留守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因为居住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越高，投入到孩子身上的资本也就越多。特别是在疫情时期，很多家庭的生活压力增加，家庭经济水平下降，故在孩子身上的投入会受到影响，儿童心理也会出现较大落差，与之前的认知形成反差，从而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其次，基于人口学变量对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差异分析发现：第一，性别会显著影响留守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其中，留守女童总体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留守男童，这与相关研究得出的留守男童在高社会适应组的占比显著低于留守女童，而在低社会适应组的占比显著高于留守女童的结论一致［10-12］。第二，幼儿园性质对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一定影响。具体来说，公办幼儿园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要显著好于民办幼儿园留守学前儿童。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民办幼儿园带有更多盈利性质，强调“快文化”,教师质量参差不齐，师生之间缺乏实质性的交流；
而公办园制度结构更加健全，教师质量较好，师生关系融洽，在园内经常与幼儿进行平等对话，对留守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有一定的矫正作用，这符合之前研究的相关结论，表明沟通在一定程度上是调节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的中介因素［13］。第三，不同班级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大班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要显著好于中班留守儿童，符合前人所做研究的结论，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会随年级而变化，留守儿童年龄越小，给他们造成心理健康的影响就越大［14-16］。第四，独生子女或者家里的二孩心理健康水平更高。原因可能在于，如果属于独生子女，家庭经济负担较小，可用的社会资本相对较多；
如果是二孩，相较于大孩，年龄更小，需要更多关注，故容易造成偏爱现象，降低大孩的心理健康水平。第五，低经济水平地区的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最低，与相关研究显示的城镇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结论一致［17］。推测其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达地区相较于不发达地区社会环境更加复杂，可有效刺激留守学前儿童社会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此外，家庭社会资本相对而言会更多，投资到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资本也会增多。相反，在疫情时期，许多家庭在经济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导致家庭经济水平下滑，再加之生活压力比较大，就会影响到父母在留守儿童身上的投入资本，故经济发达的地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比较高，这也证实了本研究的结论。
最后，笔者通过对惠州市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与园所性质、出生顺序、性别、就读班级以及地区经济水平等因素存在显著相关。其中，留守女童与其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呈现正向关系，与前人研究所得的结论一致，即留守女童相较于留守男童在社会适应方面的能力会更好；
就读于小班或中班，出生顺序为二孩或三孩的留守学前儿童与其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呈现负向关系，故今后在对留守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调节上可以适当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