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娴 魏作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十四五”规划提出，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融合，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这一新目标为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理论和实践，推动制造业减少加工和组装环节，增加企业价值链两端的品牌设计、金融商务等服务型环节，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向服务化方向转型。这对于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牵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牛鼻子”，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生产要素投入减少、投入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资源环境成本降低和经济社会效益向好的发展。马茹等(2019)[1]研究也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更高质量、更具效率、更加稳定、更为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陈再齐等(2019)[2]从经济发展、创新驱动、以人民为中心、绿色发展来探讨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同时，学者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政府目标变量进行了高度抽象和量化分析(魏敏、李书昊，2018[3]；
杨耀武、张平，2021[4])。另外，还从政府治理、科技创新、产业集聚、金融资源配置、环境分权等视角探讨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陈诗一、陈登科，2018[5]；
王慧燕等，2019[6]；
黄庆华等，2020[7]；
杨伟中等，2020[8]；
屈小娥、刘柳，2021[9])。
关于制造业服务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学者们讨论较少，多侧重于从制造业生产率、制造业数字化等视角探讨。许光清等(2020)[10]研究认为，全要素能源效率较高的制造业行业增加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郑瑛琨(2020)[11]分析指出，推进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有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吕平、袁易明(2020)[12]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刘明(2021)[13]研究指出，物流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考虑到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会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Brax(2005)[14]研究指出相对于物品生产，服务业务能够为制造业带来数额更大、持续性更强的收入，降低现金流的脆弱性和波动性，从而改善财务绩效。吕越等(2017)[15]研究发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程度越高的企业实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战略时，越有利于显著提高企业生产率。Haven和Van Der Marel(2018)[16]以土耳其企业为研究样本，也发现制造业企业通过增加服务产出会提高生产率。另外，刘维刚、倪红福(2018)[17]研究指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两方面。Amiti 和Wei(2009)[18]研究认为中间服务投入给制造业提供了向服务提供专业程度较高企业学习比较优势和经验技术的机会，从而提升了企业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能力。戴翔等(2019)[19]研究也认为国内服务投入增加而实现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提升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上，学者们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指标测算和影响因素，以及制造业服务化的经济效应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本文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奠定了基础。首先，从多个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考察，基于9个方面归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逻辑主线，并利用熵权TOPSIS法进行实证测度，明确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空间分布规律。其次，从企业、产业和价值链的角度阐述制造业服务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为中国跃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理论支持。最后，厘清和实证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战略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关系，为政府科学指导制造业服务化提供政策建议，为企业加强制造业服务化建设提供决策咨询。
制造业服务化是世界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发达国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广泛应用大背景下，通过企业间相互提供生产性服务或服务性生产，从而使各类优势产业资源有机整合，包括业务流程外包、定制化制造、系统集成、供应链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那么，制造业服务化是否契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方向和战略目标？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但从发达经济体的实践经验和现代产业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制造业服务化”是这一过程的主要表现形式。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制造业服务化分别从企业角度、产业角度和价值链角度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源泉、新动能和新力量的形成提供了新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制造业服务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图
从企业角度看，制造业服务化表现为制造业企业不再仅仅提供实物产品，而是以顾客为中心提供产品、服务、支持、自我服务和知识的“集合体”，而且服务在这个集合体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是企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Neely等, 2011)[20]，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源泉。制造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服务供应商，是由生产资料软化、消费资料软化和国民经济软化趋势所决定的。即制造业企业为适应国民经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变化，生产越来越多的服务产品。制造业服务化以服务产品产出代替实物产品产出，提高服务产出占总产出的比值，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如下：第一，制造业服务化目的是通过推出具有差异化功能和质量的产品与服务，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提升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的利润率(张伯超、靳来群，2020)[21]。第二，制造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依托实体生产和加工的制造过程，通过有效整合企业的产品与服务资源，为顾客提供专业性强、系统集成性高的整体解决方案，增大企业的市场份额。第三，制造业基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企业对物质产品从市场调查、客户需求、生产规划、工程设计、加工制造、包装运输、经销营销、正常使用、维护保修到报废终止的整个生命过程，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为顾客提供服务保障，有助于改善企业绩效，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从产业角度看，制造业服务化体现在制造业高级化发展主要依赖于信息技术、知识和高端人力资本等服务型投入，促进制造业生产技术水平、产品与服务质量及效率的显著提升和发展方式转变(Baines和Lightfoot, 2014)[22]，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环境资源约束、外需萎缩制约和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问题，制造业需重新审视其竞争优势，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业新一轮发展的重要途径(陈丽娴，2017)[23]。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是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的新动力。制造业企业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一方面可以共享熟练劳动力和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获取正向的知识和技术溢出，进而有助于制造业提高生产率、实现专业化分工、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刘奕等，2017)[24]。即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升级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制造业提高高级服务要素在制造业生产要素结构中的比重，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降低对传统资源要素的依赖，有助于制造业节约生产成本，从而改善制造业绩效。二是制造业从外部购入专业化服务，集中资源于核心产品研发设计，有助于降低制造业交易成本，提升利润空间。三是制造业将高级服务要素融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过程，有利于为制造业提供“智力支持”和“后勤保障”，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
从价值链角度看，制造业服务化表现为企业价值创造由产业链中间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向“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不断攀升和实现过程(Szalavetz, 2016[25]；
Lodefalk, 2017[26])，有助于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国际竞争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力量。从企业价值链来看，价值链上游是指产品研发设计、市场调研、咨询服务等；
价值链下游包括零部件定制服务、平台供应、集成服务提供商、整体解决方案、供应链管理优化等。这些往往都是高附加值、高利润率的价值链环节，是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利润来源，对企业出口和国际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2014年《世界贸易报告》对全球生产链条各环节创造的价值进行估算，发现目前服务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占比(大于2/3)已远远超过生产制造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占比(小于1/3)。具体而言，制造业服务化向价值链两端服务环节延伸，通过影响出口和国际市场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有：第一，制造业服务化增加出口概率和扩大出口规模。刘斌、王乃嘉(2016)[27]分析指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增加了制造业企业出口概率，扩大企业出口的产品种类和出口市场范围。第二，制造业服务化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Lodefalk(2014)[28]研究认为制造业企业的服务要素投入强度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第三，制造业服务化增强国际贸易网络地位。杜运苏、彭冬冬(2018)[29]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构造并分析了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会显著增强一国的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
(一)测度逻辑
综合考虑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国际影响，以及新常态下中国提出关于产业链、外资外贸和科技创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本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总结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主线。具体思路构造如下。
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微观层面表现为生产要素和效率质量的提升。对于生产要素升级，企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企业提质增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经济增长要改变传统的粗放型模式，充分实现集约式发展，提高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比。与此同时，还需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创新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对于效率质量升级，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低投入、高产出”，以高效率要素利用水平推进经济建设，实现高效配置资源要素，以及减少次等品和仿冒品在市场中的份额，提高优等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占比，满足消费者日益丰富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中观层面，表现为重视经济结构、区域城乡结构、对外开放结构的升级。对于经济结构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不断突破经济结构的低端锁定，向知识、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不断攀升，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这包括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迈进、投资流向高附加值和高效益部门、居民消费多元化和增加精神层面需求。对于区域城乡结构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缓解东部、中部和西部，以及城市和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促使各区域比较优势得到较好的发挥，实现区域和城乡的协调发展。对于对外开放结构优化，是指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和互利共赢，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提高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宏观层面，则要求经济增长稳定、基础设施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经济成果共享。经济稳定增长，是一国(地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包括避免经济增长剧烈波动，生产和消费保持相对稳定的涨跌幅，居民衣食住行得到基本保障。基础设施完善，是经济高质量各子系统正常运转的基础保障，为经济增长潜力提升提供强大的动力能量。在新常态下，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投入力度，优化基础设施素质，保障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协调并进。生态文明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摆脱传统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理念，倡导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经济成果共享，是指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人为本，经济成果惠及至更多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与幸福指数。在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人们的更高层次上精神的需求，为人民生活提供更多的舒适和福利。
(二)指标构建与测算
本文研究样本区间为2009-2019年。其中，在数据来源方面，R&D人员数、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创新产品销售收入、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的原始数据均来自2010-2020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电力消费量的原始数据来自2010-2020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粮食总产量的原始数据来自2010-2020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其余指标的原始数据来自2010-202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另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本文基于双向距离函数，采用随机前沿方法计算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中，生产总值用增加值衡量，劳动投入用城镇单位年末就业人员表示，资本存量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公式为Kt=It/Pt+(1-δ)Kt-1。Kt为当期资本存量，Kt-1为上一期资本存量，It是投资额，Pt为价格，δ为折旧率。人均受教育年限根据式子“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总人数×6+初中总人数×9+高中总人数×12+大专及以上总人数×16)/6岁及以上总人口数”测算。其余指标可直接根据统计年鉴获得，或依据表1中的指标测算方式计算。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三)测算结果分析
基于前文构建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本文测度了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有如下发现。
表2 2009-2019年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第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不平衡特征，大致表现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依次递减，且大部分省市指数偏低。具体表现为2019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位于区间[0.2272, 0.8836]，均值为0.3892，标准差为0.1458。各区域具体情况：东部地区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不仅重视经济增长“量”的提高，还重视“质”的提升，综合表现最为优异。其最高指数为0.8836，最低指数为0.3275，均值为0.5215，标准差为0.1799，属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经济增长的“质”，但仍存在关注度不足问题，具有一定上升空间。其最高指数为0.4197，最低指数为0.2306，均值为0.3407，标准差为0.0718，属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二梯队”。西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理念相对缺乏，亟须调整经济发展理念，具有很大提升空间。其最高指数为0.4038，最低指数为0.2345，均值为0.3285，标准差为0.0471，属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三梯队”。另外，本文发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关注度不足的还有东北地区，要逐渐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其最高指数为0.3353，最低指数为0.2272，均值为0.2802，标准差为0.0441，属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四梯队”。
第二，随着时间推移，所有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递增趋势，这说明各省市逐渐把追求经济增长的“质”摆在首位，推动经济发展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其中，本文发现经济发展“质”提高最快的是中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再次是西部地区，最为缓慢的是东北地区。分地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平均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1776%。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良好、人力资本密集、经济发展起步早和发展快，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一直较高，提高空间相对较小。中部地区平均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8846%。中部地区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基础，崛起趋势明显，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很大的空间。东北地区平均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0.9895%。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仍需进一步发力，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西部地区平均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1284%。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低，过度依赖投资，国家对经济薄弱的西部地区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其新旧动能及时接续转换，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
(一)构建计量模型
为进一步论述制造业服务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1)
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上期发展水平势必会影响到当期水平。同时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在方程(1)的基础上，引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将方程(1)改写为下列动态面板模型：
(2)
其中，ecoit-1表示上一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其余变量的含义同式(1)。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内涵和测算如下：
1.制造业服务化(ser)。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中的完全消耗系数刻画各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制造业对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的总和构成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完全消耗，测算公式如下：
(3)
其中，serjk表示制造业行业k的服务化水平，右侧第一项为制造业行业k对第j服务业行业的直接消耗量；
第二项为生产第k制造业行业的产品，第一轮间接消耗的第j服务业行业的量；
第三项为生产第k制造业行业的产品，第二轮间接消耗的第j服务业行业的量，后面以此类推。本文为得到2009-2019年连续年份的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首先，2009-2010年使用的是2007年各省市制造业服务化水平，2011-2015年使用的是2012年各省市制造业服务化水平，2016-2019年使用的是2017年各省市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其次，借鉴陈丽娴、魏作磊(2019)[30]研究，用各省市制造业增加值manoutputc乘以对应年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得到连续年份的制造业服务化额，再除以各省(市)的生产总值GDPc，得到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相对值。测算公式如下：
(4)
2.控制变量。(1)政府干预(gov)，本文使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度量。(2)市场化程度(mar)，本文使用王小鲁等(2018)[31]编制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刻画。由于该指数只更新到2016年，故2017-2019年也采用2016年数据。(3)城镇化率(urb)，本文用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数据来源是201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考虑到模型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多种计量模型，以及控制各模型的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来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见表3)。可以发现，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系统和差分GMM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制造业服务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说明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这也验证了前文的逻辑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在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价值链层面均助力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源泉、新动能和新力量。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政府干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市场化程度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方向不明确和效果不显著。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在可检验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和提升城镇化率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3 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
2.稳健性检验。为确保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4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一，基于重新构造指标权重，对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重新测算。假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各项一级指标对刻画和描述经济高质量发展均至关重要，因此采用主观权重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9个维度一级指标均将权重设置为1.1111，对各项二级指标则采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最后基于修正后的综合权重得到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第二，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数值均位于[0, 1]之间，属于受限被解释变量，故本文在检验满足正态性与同方差性的基础上，采用Tobit模型重新检验。第三，基于2007年、2012年和2017年的我国地区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的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直接采用2009年、2012年和2017年三期混合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第四，借鉴陈丽娴、魏作磊(2019)[30]方法，使用1990-2000年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估计。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较好地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一方面，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制造业生产经营投入服务业数量越多，两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服务业存在“鲍莫尔”成本病，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程大中，2004)[32]，因此历史上某一时期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提高对当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甚小。
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发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重新测算，仍有制造业服务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采用Tobit模型检验的结果也显示，制造业服务化的系数值为0.1377，在1%的显著性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样有三期混合横截面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每提升1%，能够显著引起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0.1924。另外，对于工具变量法回归，本文借鉴Kleibergen和Paap(2006)[33]的LM统计量检验和F统计量检验工具变量的适用性，发现分别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回归结果可靠。即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贡献，这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是一致的。
表4 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健性检验
3.异质性检验。由于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存在高度不均衡现象，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区域差异。本文首先根据地理位置，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
其次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在平均人均GDP以上的省份划分为发达地区，其余省份为欠发达地区。
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发现无论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情况，制造业服务化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利器”。但对于地理位置，发现中部地区估计系数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再次是东部地区，最后是东北地区。对于经济发展情况，同样有欠发达地区的估计系数大于发达地区。为进一步检验上述实证结果是否在统计意义上显著，本文对组间回归系数的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具体操作为采用500次有放回的自抽样并重复对分组方程进行估计，进而得到相应系数间差异的估计标准误。结果发现β中和β西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大于β东、β东北，β欠发达在1%的水平上显著大于β发达。这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统计意义上显著高于其对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和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服务为主导经济，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传统的“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相对较小。相反，对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又正处于经济崛起的关键时期，政府政策和资金等的大力扶持，沿海城市部分制造业企业纷纷将业务重心向内陆转移，制造业服务化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更大。尤其是对于中部地区，其更能够便捷有效地承接东部地区的优质产业转移，并且能够交通便利地与东部地区实现产业互通共享，也能缩小时间成本与东部地区进行人才培养交流，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的效果最大。
表5 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检验
本文从企业、产业和价值链三个视角梳理了制造业服务化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认为其分别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源泉、新动能和新力量。进而在深入剖析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构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测算分析了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发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非均衡态势，且大部分省市指数偏低，但基本所有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递增趋势。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实证结果显示：第一，制造业服务化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对于采用多种计量模型、控制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之后，以及替换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采用工具变量法均成立。第二，分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情况看，中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通过实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来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更为明显。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步伐，补服务业建设短板和弱领域。基于制造业服务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正向作用，应继续发挥政府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倾斜，并鼓励制造业企业增加投入服务和产出服务，保障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能够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第二，制定区域差异化的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战略，依据不同区域实施制造业服务化战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差异，因地制宜选择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发达地区在增加制造业服务化强度的同时，也应逐渐转向关注智能化等方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重点是加大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力度，加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鼓励制造业企业往“微笑曲线”两端的品牌设计、研发创新、仓储物流、金融保险、电信服务、销售售后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学习海外或东部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提供知识技术支持等，充分发挥制造业服务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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