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 磊，张士海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13-14随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2]64。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以“两个创造”的表述来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意义。这一重要论断立足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大历史视野，历史性地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升至人类文明新形态高度，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全新概括，也是对人类文明形态进阶的中国宣言。当前，学界对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研究已初具规模，但已有研究多是就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涵、生成脉络或价值意义等问题的单一视角进行线性展开，缺乏对其生成逻辑、核心本质与价值旨归的整体性回溯与阐释。基于此，本文在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来源与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着重对其基本内涵与逻辑架构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彰显的历史性意义进行概括总结，以期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其理论与实践形象。
文明，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在中文语境下，“文明”一词最早出现于《易经》，是为“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乾·文言》)，后为经天纬地谓之文，日月照临谓之明。在英文语境中，“文明”(civilization)的对应义项来自拉丁语civilis的演化，其本源涉及“城市市民”，其中，《牛津词典》对“文明”的定义是“社会高度发达、有组织的一种状态”。但不同视角下，人们对“发达、有组织”的理解同样莫衷一是。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语境中，进化论者将社会形态的“进化”看作是历史的进步和对社会形态文明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将这种进化和超越称为历史的必然。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将“文明”当作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一种特有现象，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3]97。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严谨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性”，提出人类物质实践是实现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毋庸置疑，现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文明肇始于资本主义文明，在超越封建文明的维度上，必须承认其进步性。但是，资本主义文明自身所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天然决定了其必然会被新的文明形态所超越，这同样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在此意义上，作为一种崭新的新文明类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无疑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究其本质而言，其生成是在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融相通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不断升华总结的现代文明成果。
(一)理论追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通互筑
植根于中国场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有着深厚的文化与理论根基。就其衍生进程中所内蕴的“进步”与“超越”的正向意义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辩证地把握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互构关系，使其文明意义充满了真理与道义的光辉。
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藏着诸多关系社会发展、国家治理与道德规范的文明成果，是滋养、壮大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可以说，正是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人类文明新形态才得以获得兼具人类文明旨归的历史性登场。具体而言，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习近平强调：“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 000 多年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4]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也是涵养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土壤。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理性实践精神，“风骨巨丽，自强不息”的顽强奋斗精神以及“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刚毅改革精神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提供了澎湃的精神动力。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力的道德规约。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5]8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传统道德，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着理性的道德导向。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道德追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交往道德，“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的道德修养以及“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道德境界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支撑。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鲜明的价值指引。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6]6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彰显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时代呈现。如“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人类情怀，“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治国理念，“以和为贵，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贵品质以及“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辩证思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支撑。总的来说，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丰厚文化底蕴，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在既符合“空间规定”(中国实践)的同时，又符合“本体规定”(人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彰显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性。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下，新社会文明的到来必然要经历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埋藏在资本主义文明内部的弊端与抵牾是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得到解决的，人类文明要想取得发展与进步，必须从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着手。只有共产主义文明才是人类“真正的普遍的文明”，这一对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局限性的深刻批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奠定了科学的理论根基。具体来看，一是对文明的本质的揭示。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3]97这一重要论断通过历史与社会两个范畴来阐释文明的本质，首先指出文明的历史属性，将其归属至人的实践活动之中，表明人的实践是推动人类文明的根本动因；
其次强调文明的社会属性，指出生产与交往是文明得以发展的基本方式。二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与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阐发。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资本文明积极一面的同时，深刻揭露了资本的虚假性与自反性，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871。他们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通过对现代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深刻审视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带来的、以财富为唯一目的的、建立在劳动奴役之上的罪恶文明，并且强调“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8]34。三是对新文明指向的展开。在展开现代性危机批判的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指明了摆脱现代性泥淖的科学出路：构建共产主义的新文明。马克思、恩格斯用“人的依赖性关系”与“物的依赖性关系”来描绘资本主义社会前后人与人的关系，提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取代两种关系的将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终极目标指向，同样内在规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与实践旨趣。换言之，就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展开的拓展趋向而言，无论是其实践演进过程中的行进轨迹，还是其理论推演过程中的目标指向，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思想内在旨归的一种契合。这也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观点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开创的重要理论支撑。
再者，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结合。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通互构、深度结合的产物，两者辩证互成，缺一不可。一是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和真理性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自现代化的世界征程开启以来，工业革命成为分水岭，将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时代推进至工业文明时代。但闭关锁国的旧中国未能及时跟上这一历史进程，导致辉煌的中华文明遭遇历史性延误，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遭遇概括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2。此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新思想的引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4，中国人民由此“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9]10-11，逐步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与此同时，“蒙尘”中的中华文明，也在马克思主义改造下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随之逐渐呈现出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效甄别和筛选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基因，使其在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适应与协调下，深入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不断实现自身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强大的文化伟力。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丰厚的思想底蕴和文化资源涵养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新生。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9]120这一价值观念融通，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一致的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的中国新生提供了丰沃土壤。百年来，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永恒魅力、超越国度的优质基因的培壅与浇筑，马克思主义才得以深植中国沃土、开花结果，继而开创出极富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蒙尘”的中华文明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得中华文明获得新生，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土壤和养料，使得马克思主义深植中国、谋得广泛认同、实现了中国新生，两者融通互筑、同力协契，共同奠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调。
(二)历史脉络：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交互
现代化作为一个关系着人类思想变革、社会变迁和历史演变的巨大变革过程，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出的文明之花，结出的文明之果”[10]，两者辩证互成、同行共进。可以说，没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就不复存在。在此意义上，要想真正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必须聚焦其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交互进程。
1. 蒙尘中探索：在现代化道路初步探索过程中的文明新生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文明逐步式微。面对民族与文明的双重历史性延误，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本国的封建文明，将眼光投向西方工业文明。但是，无论是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睁眼看世界”，冯桂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破旧立新”，还是梁启超的“反专制、伸民权”，诸多对“器物文明”的反思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效仿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命运。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探寻国家现代化方案的中国先进分子带来了曙光，为中华文明带来了生机。经历诸多“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引领中华文明祛除“蒙尘”的“灯塔”，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开启提供了全新选择。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一个以共产主义新文明为奋斗目标、完全新式的革命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中国逐步开启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艰辛探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多年奋斗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1]663。从中共苏区的社会文明建设、新风建设和文化教育探索实践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民主政治实践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大力探索，再到解放区土地改革、整党治党实践，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根据地建设实践，就是对社会主义新文明建设的伟大尝试和实践操演。这一尝试与努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让他们真正看到了新文明的曙光，中国社会主义文明也在此基奠中迎来新生，逐步发展起来。
2. 学习中纾困：在现代化道路深入探索过程中的文明吸收
新中国成立后，初生的中国百废待兴，如何将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有着现代化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党和人民必须要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但“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12]487，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仍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过程。这一曲折较多地体现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基于当时严重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1951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设想，决定率先实现国家工业化，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在1953年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式做出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高决策。这一决策转变，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理性审时度势，坚定做好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开创社会主义文明的韧劲与决心。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决定性地解决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范式问题，既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又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奠定了根本性的制度基础。1954年9月，毛泽东提出，要努力学习苏联和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3]350。这一重要论断，为后来的现代化探索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随后，周恩来提出了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其具体内容在1964年最终确定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我们要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雏形也就在此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1949—1976年的20多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向苏联学习，到“以苏为鉴”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得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拓展深化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3. 互鉴中进步：在现代化道路创新探索过程中的文明创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和文明的理解与把握逐步丰富起来。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创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同样是创新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实践。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14]162，并且强调，“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4]163。1980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4]367。道路是文明的基石，两者关系紧密，缺一不可，邓小平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党的十二大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至战略方针高度，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之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一文件的出台更加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性地位，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内涵的创新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内涵也因此不断丰富。随着世情、国情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江泽民多次强调：“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15]357随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中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做了具体规划，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16]30。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命题，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增添了新的内涵。总的来说，“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表明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进步与提升绝不仅限于物质文明层面的发展，更为关键的是其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同促共进。在此前提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也随之迎来了更为广阔的拓展空间。
4. 守正中创新：在现代化道路拓展探索过程中的文明突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迎来转型升级，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质的跃升。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类型，孕育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式突围而出。继党的十七大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后，中国共产党多次重申，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在党的十八大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由此，“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应运而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至新境界。2016年，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会上，习近平提出“社会文明”概念，将“四个文明”拓展至“五个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要素不断增加，内容逐步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架构也随之定型。总的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拓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诸多创造性举措。从“强国梦”“复兴梦”“五位一体”总布局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更进一步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成就的最新概括，也标志着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通过走自己的路，走出了一条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开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涵丰富、逻辑缜密，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系统性文明。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还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开创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场域。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与内在价值取向，本质地规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核心特质，人类文明新形态才得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呈现出新内容，彰显出新意蕴。
(一)主体架构：“五个文明”协调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推进的文明新形态，“五个文明”互为基底、同促共进、辩证统一，是一个系统全面的现代文明体系。其中，物质文明是根本，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支柱，社会文明是条件，生态文明是基础。
一是“物质文明”跨越式发展。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在物质生产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的集中表现，是人类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框架中的“物质文明”主要呈现为“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以“物”的现代化为目标，被资本逻辑所主导，进而导致社会异化的“先进模板”，这一超越的根本在于以“人本逻辑”为核心遵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1954年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现代化到1964年的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再到2013年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国用数十年的“叠加发展”完成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史性地告别了绝对贫困，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总量由50万亿元跃升至114万亿元，世界经济占比超过18%，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政治文明”迈向新高度。政治文明是人类活动中政治成果的总和，主要体现在民主、自由、平等等政治生活的现代化实现程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框架中的“政治文明”，主要呈现为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具体展开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西方政治文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资本逻辑中的政治实践以资本为中心，其所宣扬的民主不过是资本逻辑宰制下的“单环节民主”；
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实践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事实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者。从“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的提出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伟大创造，再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民主政治理论不断发展、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全过程民主不断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成绩斐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面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科学构建了以根本领导制度为统领的科学制度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筑牢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三是“精神文明”历史性跃升。精神文明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总和，主要体现为积极的文化成果和思想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框架中的“精神文明”，意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呈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有着本质区别。在西方现代化运行机制中，物质财富的地位远远高于精神财富，其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资本逐利，罔顾精神文化发展的行径不胜其数，其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文明”不过是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形态的迷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扎根人民、服务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崭新文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逐步开创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文化发展道路，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推向了新高度，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四是“社会文明”阶段式提升。广义的社会文明彰显着社会进步的整体性程度，囊括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等重大领域；
狭义的社会文明是指社会建设过程中人与人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积极成果，涵括社会主体、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等微观层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社会文明”较多地指向狭义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发展的现代化文明程度。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脉络中，“社会文明”建设是一以贯之的时代课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自由光明”“文明先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高度现代文化程度”到改革开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再到新时代“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中国“社会文明建设”一直在路上。党的十八大将“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当作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标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一项重大命题，这些都深刻表明了“社会文明”的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标志着中国社会文明程度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客观评价，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提供了稳固的社会条件。
五是“生态文明”转折性改善。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程度，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协调持续的自然状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框架中的“生态文明”意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西方传统现代化进程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完全摒弃了资本主义不计成本的资本逐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内在矛盾及其全球性扩张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有目共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目的，就是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根本保障。从2007年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到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总要求的确立，再到2017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明共识不断凝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民族复兴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党的工作的突出位置。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再到共建美丽地球家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改变，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提供了重要的环境基础。
(二)动力机制：党和人民协同并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鲜明指出，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断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历史意义，也明确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构建的动力来源。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与演进，既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支撑，更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同心协力。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动力。中国共产党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者、开创者、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形态的分析框架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叙事呈现着多重意义维度，其中与其本质构成关联的无疑是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4]8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逐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征程中开创出来的，在这一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初心，心怀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将自身事业与人类进步事业一脉相连，孜孜不倦地为探索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的“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17]1到七大党章中的“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17]46，八大党章中的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再到九大党章、十大党章、十一大党章中的“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17]206，十二大党章中的“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18]1和十九大党章中的“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19]1，不难看出，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探索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和世界大同的历史。人类文明新形态，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征程中，为实现自身内生命题和外溢价值所创造的新序曲。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动力。人民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发点、着力点、归宿点。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中，“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0]411。是否站在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不仅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本质分野，还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终极尺度。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其领导中国人民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形态，“是一种人本型文明”[21]，在这一形态中，人民既是其实践开创主体，也是其价值共享主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为人民谋幸福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将人民摆在最高位置。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所内蕴和展开的全部意涵，也始终围绕着人民这一价值主体，切实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这与西方资本逻辑宰制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有着本质区别。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2]66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每一次内涵扩充与目标设定，都是基于人民需求变化所做出的积极调整。从一开始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到如今的“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具体内涵拓展演进的每一步都将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其方针政策部署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而制定，彰显着鲜明的为民特色。进一步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旨归就在于人民，其致力于人民全面发展与文明发展进步的良性互动，通过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民群众主体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从本质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域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关乎人民现实幸福的新形态，也是关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形态。
第三，党和人民的协同并进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协同合力。中国共产党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领导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事实主体和价值主体，两者紧密联系、协同并进，构成了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开拓发展的协同合力。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时刻以人民为中心、千方百计为民谋利益，并因此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进而实现党和人民紧密互动所得来的积极性文明成果。人民是党的靠山，党的根基、血脉和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
党领导人民，是人民的主心骨，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这一逻辑联袂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进步提供了双重合力。
(三)价值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与探索
中国共产党有着胸怀天下的宽广心境，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中，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崭新样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立足当下，又面向未来；
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且一以贯之的文明情怀。自涵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天下情怀的传统天下观，到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建设一个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联合体的宏伟蓝图，再到毛泽东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2]157，邓小平的中国“真正对人类做出了贡献”[23]224，再到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始终贯穿于其奋进历程之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一再证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人类文明的前进道路绝非西方资本文明一条，劳动驾驭资本不仅是可能的，还是现实的。唯有坚定独立自主，坚定走好自己的路才是硬道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走出资本逻辑宰制的吊诡境遇，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2]59，“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2]61。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秉承胸怀天下文明情怀的肯定。百年来，无论世界局势如何演变，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理念、新战略到“美丽中国”助推世界可持续发展，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参与全球减贫、反恐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以胸怀天下的文明情怀，用中国行动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的负责任大国的胸怀与担当。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包含着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五个层面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五大文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表明，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发展中国家完全有条件、有能力，通过走自己的路，摆脱资本逻辑宰制，实现现代化。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为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全新方案。在这一文明新形态中，极富中国特色的发展观、政党观、文化观、治理观与生态观等重要思想观点，为当今世界人民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中国智慧。这不但有利于消解由资本逻辑宰制所带来的现代性文明危机，还对于打破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营造的“虚假共同体”有着本质且超越性的进步意义。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西方应对方式的差异与疫情控制效果的显著差距，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进步一边的新文明形态，其必将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文明，是人类社会演进中始终高悬的崇高而宏大的主题，追逐更高维度的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事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视野中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发现其既是社会主义文明最新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新时代呈现，也是超越资本主义“旧文明”的新文明开显。
(一)中华文明的自我革新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扎根中华文明，把中华文明带入现代形态，实现中华文明自我革新的新文明形态。作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者，韦伯将西方现代化兴起的本质定义为理性化，也就是通过反传统、“去传统”来助推现代化的演进，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传统文明根基的泯灭。在此境遇下，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抵牾，必然会使得有着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中国陷入西方现代化命运的吊诡泥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从根本上摆脱了这一吊诡境遇。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2]313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而屹立不倒，正因为我们始终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这是我们民族传承的根本。但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华文明遭遇了历史性延误，亟需新的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华文明换羽新生的转折点。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通过“不割断历史”的遗产继承，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中华文明的新生。总的来说，中华文明的自我革新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是辩证互成、彼此契合的。一方面，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发展土壤，为其注入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与底气，使其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内蕴的现代化要素，创造性地突破了古老中华文明的发展瓶颈，将其带入现代形态，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凝结与时代升华。
(二)西方文明的神话破灭
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化”的神话，从根本上破除了西方文明中心论，成为人类文明发展重要参照的新文明形态。自十月革命后，西方的现代化演进方式便不再是人类社会追逐现代化的唯一选择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更加肯定了这一事实，再次以铁的事实打破了西方文明神话。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化便意味着西方化，现代文明的主流也由西方文明把控。西方工业文明的开启确实促使西方世界在现代化征程中谋得领先地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20]402，但马克思同样深刻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弊端。他提出，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20]403，其广泛宣扬的自由、民主与博爱，不过是物质关系在观念层面的表现，充满了虚伪性。日本学者福山曾用“历史终结论”来高度赞扬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与优越。但近几年，发端于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展露无遗，应对无措和选择“躺平”的西方应对方式，再次以事实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诊断的科学性。反观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其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着力于“五大文明”协调共进，科学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征程提供了全新的借鉴。总的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有力证明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现代化道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绝不是唯一正确的”[24]，也从侧面印证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没有止境，我们所开创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绝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点。正如习近平所说：“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2]37
(三)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推进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极大丰富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实现传统社会主义文明新超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新文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展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的新文明做出了展望，提出了建设社会新文明的必由路径与科学设想。但囿于现实条件，社会主义制度根基的缺乏致使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只能停留在设想阶段，无法向新文明实践进军。作为第一个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了现实，开启了社会主义文明实践的新篇章。但囿于历史性局限与相关经验的缺失，苏联模式的现代化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其所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屡遭挫折，新型人类文明形态的实验探索也未能取得显著成果。善于独立思考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苏联模式下日益显露的诸多问题，开始了独立探索道路，先后经历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以苏为鉴”，再到“走自己的路”的发展模式转变，逐步开启了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新文明探索。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新道路。总的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文明”[25]，其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更多地呈现为一种超越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文明新形态，其不再单向度地聚焦自身发展，而是一种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旨归，倡导和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四)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方案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道义高度，彰显中国气派，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新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一定意义上，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形态更迭演进的历史。就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规律而言，作为“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6]36的资本主义“旧文明”，显然已经开始走向式微，其制度弊端所带来的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如今，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深刻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成为国际社会迫切关注的重大问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正当其时，其所倡导的新的文明目标、原则和举措，必将为人类新文明图景的构建提供重要参照。具体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方案，其既“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9]76，而是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完成出场的。这一出场，为其他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可用的中国方案。其一，立足本国国情，坚定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进程中总结的宝贵经验。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不断追逐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发展道路与方案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范式，各国具体国情与发展环境的差异内在决定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因此，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开拓探索尤为关键。其二，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谋求发展。现代化是在开放中开拓出来的，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宝贵经验。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只有“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1]14，才能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27]266，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28]259。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向何处去”这一世纪之问做出的中国回答。这一凸显引领与示范意义的崭新文明成果，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用中国实践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新文明思想的理论设想，为21世纪人类文明观提供了中国启蒙。这一崭新的理论形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统领意味的价值主线，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飞跃增添了理论养料，又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增添了重要成果。在人类社会发展面临包括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挑战的21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形塑的国家治理模式显然已不足以有效消除人类社会发展中频繁显现的危机与抵牾。在此境遇下，人类文明应何去何从，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重大问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为这一世纪之问做出了中国解答。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勇气概和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精神冲破资本逻辑宰制泥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场域创新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给世界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还远未结束，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仍处在发展之中，这是一个道阻且长的发展过程。可以肯定的是，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呈现出的文明样态，也必将随之展现出更为广阔和深远的文明向度与追求，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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