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洪亮
(福建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1]，为民营经济扎根人民群众、依靠员工创新创业和参与建构良善社会，有效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以及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多维统一，推动共同富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指明方向、提供遵循。从地方实践来看，福建晋江民营经济在发展早期就推动经营者和劳动者共同参与发展，从中实现个体受益和财富增长。自从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晋江就把发展民营经济与为民造福更加有机统一起来，在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和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进程中，统筹城乡一体和乡村振兴发展，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创新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激励民营经济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共创财富、共享繁荣，成为新时代民营经济促进共同富裕价值追求与实践议程的县域范例。2021年晋江地方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46.2亿元，用于民生支出占77.5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8 849元，收入比降至1.95:1，共同富裕指数居全国县域前列。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仍强调：“‘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基于此，本研究从学理视角分析共同富裕与民营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结合实际工作阐明发展民营经济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共同富裕，并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场景集成的实践议程。
近年来我国实施平台企业反垄断、推进教育“双减”、调控“学区房”价格、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资本无序扩张与野蛮生长等一系列监管改革举措，个别民营企业因此出现股价波动与始料未及的发展挫折，在信息和文化壁垒影响下一些境外媒体对中央精神和当前形势存有一些误判或相对片面解读，甚至荒谬联想为“劫富济贫”“杀富济贫”“均贫富”“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等，错误认为政府政策有方向性大转变、共同富裕就是打压民营经济等，这种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对立的思维定式，本质就是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缺乏基本的认识，亟待正本清源。
(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42，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3]，而“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4]200。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富强设想，认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并强调“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5]。在1953年《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首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原则和最大优越性[6]364，“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6]172，特别强调“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6]111。江泽民同志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7]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8]，积极“引导和帮助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9]91-92，并认为“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和推进“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9]322具有同步特征。新时代人民群众对过上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期待越来越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1]，“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6]172。要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而不是“意识形态叙事”“无发展式增长”内卷和低水平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仍是作为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追求。面向未来接力求索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新时代各项中心任务有机结合、接续奋斗，不仅是作为深入贯彻共享发展理念而产生的分配关系要求，确保“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10]，还是在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上的全方位协调发展范畴的富裕，形成财富创造“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共同奋斗社会氛围，彰显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上的根本要求。
(二)民营经济是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
《党章》《宪法》《民法典》等已确定民营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了社会生产过程中民营经济生存发展“两不动摇”的根本保障。早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已经明确“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党的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1]，党的十七大要求“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12]，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13]，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两个都是”和“两个重大”(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第一次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14]，2018年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15]，2020年《民法典》将“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确定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而非阶段性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强调“鼓励和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自此，民营经济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环节、一个层面和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社会有机体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些表明必须不断探索支持、引导、鼓励和爱护民营经济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权利、机会及规则平等，持续深化体制机制保障，实现“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15]，这既是长远大计也是坚定发展民营经济的恒心所在。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认清历史方位，避免陷入某些“别有用心”之人以“意识形态叙事”为中国预设的“话语陷阱”。同时更要坚定发展信心，牢记“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16]，抓住发展机遇，推进利益追求方式规范化、有序化，一以贯之安心专心用心恒心实现企业更好更优的经济社会价值。
(三)共同富裕与民营经济发展并行不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共同富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都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较高生活品质为奋斗的逻辑终点。同样，马克思也认为“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4]13，但“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 ，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17]13。民营企业生产作为一般劳动过程，通过占有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有助于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进步、管理效能提升与社会财富增加，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另一面，就是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52深度参与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的指导思想和相关政策，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民营经济发展成为大多数人勤劳创新致富的基本途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没有民营经济就不可能有我国今天伟大成就和国际地位。当前，深入推进反垄断、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等系列举措，并不是遏制民营经济创新与发展，而是引导更多民营企业更规范更有序地参与创新创业，更好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面向未来，我国早已“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18]243，共同富裕就是要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基础上，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8]243，更好平衡发展和安全。民营经济作为共同富裕的关键参与者和重要受益者，既秉承了“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又以持续增进人民群众普遍利益为指引。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共同富裕行动计划，既通过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理念“带”，从根本上激发相对贫困地区或群体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又以“带”捕捉区域经济发展级差和地理等差异形成的不同层次投资需求和消费周期，开拓最稀缺的市场资源、获得更广大的市场空间，这些又构成了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再或是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等经济理论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侧面证明资本发展都要与所在的社会伦理、社会秩序和社会新理念相匹配。[20]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机体的一个环节、一个层面和一个组成部分，与经济社会、人民群众、产业生态等形成相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创新创业的主体力量和社会财富的活水源泉，没有共同发展就不可能有个体和局部的持续发展，没有共同富裕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共同发展。
(一)强化共同富裕的经济社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在我们国内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5]，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小商小贩”拔节生长为现代化企业，既能为民、又能富民，既能兴国、又能强国，与国有经济平等竞争、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并共同构成我国经济基础的两翼。在社会结构变迁中民营企业不仅由草根阶层创办，也有的自国有企业转制而来，还有中外合资经营，通过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产品获得经济利润，成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制度的重要承接力量。在企业内合理提高员工劳动报酬和优化分配股权，降低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有效缩小初次分配收入差距，能促进员工利益与企业效益良性互动循环，以进一步创造社会财富较好地造福人民、促进人民富裕。民营企业党组织也成长发展为传播党治国理政理念政策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成为凝聚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整合社会结构、团结阶层群体、回应利益诉求的联系桥梁、表达平台与利益载体，切实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生产力条件和社会发展基础之源。数据显示，2021年福建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为3.38万亿元，增长9.6%，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69.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2%。从“晋江经验”实践看，晋江民营经济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用40%的资源创造了7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90%以上的技术创新、9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5%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取得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成绩，带领更多人民群众通过创新创造、拼搏奋斗“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8]326，使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得到满足，夯实发展了藏富于民的经济社会基础。
(二)夯实共同富裕的人民群众基础
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表明，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是我党不断获得成功的奥秘所在，他们是忠实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改革开放以来在“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21]政策指导下，民营企业员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聚集了一大批思想活跃、技术先进、勤劳智慧、文化素养的产业工人、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开拓发展了产业工人勤劳致富、创新致富、技术致富路径，工人阶级的数量更加庞大、结构更加优化、素质更加卓越，中等收入群体因此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家、个体工商户、民办非组织负责人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员，在服务创新创业发展中数量不断增多、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他们通过依法合规诚信经营为国分忧、为民造福，生产出日益丰富多元的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产品，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国计民生领域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成为忠诚可靠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党的群众基础，使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可靠。当前越来越多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并经过严格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在民营经济发展中不断夯实、牢靠。如福建晋江民营企业党组织覆盖率超90%、先进党支部占比近70%，安踏、恒安、优兰发等全国、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被确定为全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联系点和发展党员工作联系点。
(三)加强共同富裕的人才队伍基础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22]民营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重要群体，在推动企业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高学历、低年龄和科技型、专业型企业家日益增多，他们极具冒险精神、创新力和国际化视野，是组织、技术、产品、商业和市场创新的探索者、组织者，是与我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紧密联系的创新主体和稀缺资源，是引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优秀人才，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社会阶层，成长为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兴国的群众基础和依靠力量。晋江率先致富经验表明，优秀企业家精神和才能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关键支撑与内生力量，民营企业也是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储备的“富矿”。近年来越来越多民营企业通过“天才少年”等计划加大高端人才团队引进，在大力发展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关键技术自主开发与研制中有效调动了员工创造力并集聚了一大批优秀技术创新人才，目前华为、美的、腾讯等民营企业有的自主创新技术或打破了国外技术和市场垄断或进入了“无人区”，越来越多民营企业优秀人才成为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和引领者。如福建截至2021年底，全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达662万家，有95%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民营企业，80%的国家级和90%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设在民营企业，70%的科技成果由民营企业创造。
(四)培育共同富裕的慈善文化基础
随着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家群体财富增长及其规模剧增，他们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义利兼顾”“扶危济困、尚德从善”“致富思源”等优秀文化传统，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共同追求美和善，致力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已成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主体力量，有益补充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不足，有效凝聚了社会共识与全体人民的精神力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种社会力量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善意沟通，中央不断鼓励各类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民营企业以扶贫济困为重点，通过“万企帮万村”、公益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慈善信托等多种形式参与环境建设、社会治理和精准扶贫，全面追求为社会创造综合价值，形成服务产业发展、改善教育水平、提高就业质量等“财富”溢出效应，成为社会组织变革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创新者与推动者，对培育共同富裕社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公益慈善文化之力量。中国慈善联合会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企业捐赠款物总计931.47亿元，其中民营企业捐赠475.12亿元、占企业捐赠总额的51.01%[23]，如晋江慈善总会成立20年累计募集善款超40亿元，超18万晋江人受益。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及其员工慈善捐赠能力和意愿持续提升，形成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公益慈善文化氛围。企业家以发展反哺社会进步，晋江成为中国十大慈善城市之一，城市公益慈善政府支持指数位列全国第一。
综上，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仍是最为主要的分配方式，蕴含着差别化劳动能力获得差异化社会财富，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推进共同富裕也必然是分阶段有序推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为实现温饱与全面小康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本结论，阐明“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24]，作为一种文明实践的经济社会基础、人民群众基础、人才队伍基础与慈善文化基础等，在这些“历史”条件下民营经济参与推动共同富裕必将在历史“惯性”下大有可为、大有作为，而不是意味共同富裕就是我国在“政策方向性逆转”基础上踩着“资本”身体的应然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8]520。因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如何参与推动共同富裕，作为表现他们生产发展的一定方式，某种意义上也是取决于当前经济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民营经济参与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就是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循序渐进的一般规律，既是美好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现实的运动”。
(一)创造财富服务做好做大蛋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强调“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7]33，阐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在党的领导下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就成为衡量民营经济进步的根本标准，不断促进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做大做优“蛋糕”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要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25]，“没有发展，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26]，阐明共同富裕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社会财富巨大发展，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保持适度的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将是分好“蛋糕”的物质基础。新时代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调动各类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提高总体消费倾向，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民营经济以强烈的发展愿望、优秀的创新动力和市场适应力，通过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壁垒实现高质量发展，激发经济活力、创造社会财富、做大做优“蛋糕”，为“一次分配”激励和效率以及共同富裕兜底作贡献，通过依法纳税等为实施“二次分配”提供物质基础，主动把握共同富裕场景集成的重要环节，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创造就业促进民生提质增效
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应用型和高技术技能型人才，民营经济越来越成为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其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保就业、促民生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民营经济通过创新创业帮扶、薪酬福利改善、职业成长拓展、个人潜能开发、自我价值提升、员工持股激励等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带领企业员工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创业环境更加优化、创业机会更多更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创业创造社会财富与实现人生价值，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创富力量、民营企业员工成长为规模宏大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将帅人才、各类管理者、创一代等高层次人才，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民营企业以奖励“能力”和“努力”为导向，提高员工个体劳动收入在企业总收入中的份额占比，其员工生产能力也得到大幅度提高，既让农村员工实现就业不离乡不离家或加速市民化，也让低线级城市的员工获得稳定收入与福利保障，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还能依托有关民营经济供应链、价值链提升产业工人个体职业发展能力，有效促进机会公平和社会纵向流动，成为更多低收入阶层不断上升到中等收入阶层的“蓄水池”，促进社会凝聚力提升。
(三)创新创业推动经济活力激发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源，持续的创新和经济活力能带动更先进生产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形成更多世界一流民营企业，进而更好服务推动共同富裕，在福建高科技企业中95%以上是民营企业，贡献了70%以上的科技成果，成为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最大动力。大型民营企业要积极响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引导，发挥产业创新主导优势，及早布局大科技领域基础与应用研究，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促进技术创新外溢和带动效应并通过产业影响扩散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实现以技术普惠引领带动其他产业增长并以此逐步实现产业共富。中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对满足大多数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具有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注重发挥大型企业主体带动与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加强大型企业对中小微民营企业“先富”带“后富”，通过发挥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开放供应链资源等带头人作用，帮助中小微企业选准产业、选对路子、选好项目，促进大中小微企业研发设计、加工创造、品牌运营、售后服务等各环节无缝化深度内嵌。同时助力更多年轻人创业机会均等与拼搏奋斗，精益创业带动就业，跨越创新死亡谷，以“大企业”先发优势促“中小微企业”后发赶超，形成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多链融合的协同共富生态，提升大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的韧性。
(四)创新公益助力慈善事业发展
正如马克思指出“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
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27]，民营企业参与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也是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民营经济参与推动共同富裕要坚持产业带动和公益帮扶双轮驱动，在第三次分配中坚持正确义利观与弘扬企业家精神、光彩精神，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丰富企业品牌的社会责任内涵，把优势帮扶资源投入到相对贫困地区，参与到乡村振兴、助推区域协调发展并实现更好共享发展成果。同时也能提高企业社会声誉、获得公众信任好评、获得政府部门支持、吸引保留优秀人才等，实现从公益慈善向引领企业创新增长升级。《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81.8%的企业对社会责任影响给予正面肯定，通过社会捐赠、参与治理、志愿服务、设立基金、慈善信托等，通过有规模的、专业化的社会资源配置行为，帮助相对贫困群体转变发展观念、营造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氛围，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提高对外部环境的发展信心与应对韧性，优化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环境基础，实现从不断增加资金投入向构建社会责任生态升级。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结合自身优势，在乡村振兴、安老助孤、教育助学、助医扶残、救灾扶贫、公众应急等领域积极投入、回应期待，人民群众生产能力得以大幅提升，既有效守住共同富裕的底线，又持续打造经济利润创造与社会价值创新的“共栖”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28]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时同速同等富裕，也不可能在“躺平”中实现，而是一个长期不懈艰苦奋斗的历史发展过程，于动态中渐进向前发展对民营经济而言就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有限责任无限化。新时代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赋予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使命与担当，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通过先富民营企业家及核心员工群体“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29]，是民营经济因地制宜探索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发展趋势的主动把握，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促进完善生产关系，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过程中更好地对现实状况不断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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