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纹华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文法学院，广东 茂名 52500）
曾钊（1793—1854），字敏修，号勉士（一说是字），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以下简称九江）上西乡潭边人（今龙回乡新基村），广东近代藏书家、汉学家、文学家、金石家、书法家，著《周礼注疏小笺》《诗毛郑异同辨》《周易虞氏义笺》《虞书羲和章解》《汉晋名誉考》《面城楼集钞》等，参与编纂道光《广东通志》《南海县志》《广东海防汇览》《新会县志》。曾钊得阮元、祁贡、程恩泽、江藩、刘逢禄与吴兰修、马福安、桂文灿等嘉道年间学者、政要的称许，与吴兰修并称嘉道年间广东学术领袖，与梁廷枏同为道光年间广东最具经世意识的学者，有“广东汉学第一人”之誉。同治《南海县志》《九江儒林乡志》《碑传集补》《清史稿》《清儒学案》等有《曾钊传》，但都缺少曾钊早年、中年与晚年的详细记载。目前笔者没有发现一篇研究曾钊生平及其学术的文章。曾钊人生的起落浮沉，在很大程度上与1817—1826年阮元督粤和道光元年（1821）阮元在广州创建学海堂、1841—1844年祁贡督粤与对抗英人有极大关系。因此，本文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二十四年（1844）为界，将曾钊的学术人生分为三个时期进行阐述，以期填补曾钊研究的空白。
（一）晚学无师与肄业粤秀书院
曾钊在《与任文田先生书》《与马止斋书乙亥》《与陈观楼先生书》中都提到他晚学无师。“第恐仆年少名卑，受性又最愚陋，于学多所未通，前辈论议罕所闻受。”[1]551“仆非敢论议前辈，但晚学无师法，妄欲剖判流别，以定所适从，然未敢自信其是。”[1]553“钊晚学无师，窃喜先生主讲席于此，得聆绪论以去疑蔽。谨疏愚见，尘览幸，有以诲之，其疑义容卒业而请也。”[1]554另外，曾钊在《袁先生略》中提到嘉庆十六年（1811）师从东莞袁应。道光四年（1824），曾钊在《关东荣先生墓表》中讲到他自少听闻南海关东荣讲授《禹贡》的情境。“钊少闻乡之老儒曰：‘关南株先生通《五经》，尤善《尚书·禹贡》，登堂讲授，其分别川源也。若飞鸟之下，视其判释旧疑也。若层冰之及春，其听者乐闻所未闻也。若儿童之于歌谣，虽未及门者皆口相传以熟。’”[1]565这是目前查到的曾钊自言少年时代学业的重要记载。
同治《南海县志》《九江儒林乡志》都提道：“（曾钊）少与邑举人刘天惠等肄业城西，习经史。”[2]23—24刘天惠 （1794—？），字为谦，号介庵，排行第三，原籍江西吉安府万安县人，居省城广州，道光五年（1825）举人。刘天惠是希古堂文社成员之一。道光十七年（1837），仪克中去世，曾钊在《仪君墨农墓志铭》指出：“卒年四十二，时道光十七年十二月癸亥也。呜呼！钊与君仲兄同学时，君仅十岁”[1]567。仪克己，是仪克中的二哥。道光元年（1821），曾钊在《编辑杨议郎著书跋》《编辑始兴记跋》《东观奏记跋》中指出这3篇文章撰写的时间、地点，“道光辛巳南海曾钊识于粤秀书院之东斋”[3]528、“道光元年四月识于粤秀书院东斋”[3]529、“庚辰端午后三日校识于张氏寿善堂”[3]523。粤秀书院两厢为东斋、西斋，另有左右列堂数十间，“张氏寿善堂”是其中一间。嘉庆十二年（1807），曾钊与仪克己同学，其地点就是粤秀书院，同治《南海县志》《九江儒林乡志》提到的“肄业城西”，也是粤秀书院无疑。
（二）修建面城楼、组建希古堂与参加科举考试
曾钊从嘉庆十三年（1808）开始藏书，至嘉庆二十年（1815）藏书数万卷，并在1815年修筑面城楼，“面城楼”由其父亲曾璞逸命名，其名取自北魏学问家李谧。“钊者蓄书自戊辰迄今七八年，得数万卷，……故古人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亦得其乐而力不疲焉已矣。”[2]16道光十三年（1833），曾钊修筑备台，将面城楼藏书移至备台。但是，曾钊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撰写的《宋本昌黎集跋》末说：“勉士记于面城楼之东偏。”可知面城楼依然存在。据新基村乡人忆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面城楼就成为一块空地。
面城楼又名古榆廖山馆，曾钊在《〈古榆廖山馆藏书目录〉序》中介绍面城楼藏书，“独插架数万卷，且有宋元版及旧抄手校本。”[4]4吴兰修在《〈古输山馆藏书止录〉序》的点评中指出，“吾家守经堂藏本多于勉士，而旧版不及焉。勉士常云：‘当无聊时阅古人书目，亦自快意。’可想其癖好矣。”[4]51843—1844年，由于所费三十余万未能报销，曾钊将面城楼藏书质于顺德龙山人温树梁。据温树梁编撰的《漱绿楼书目》，温氏收曾钊面城楼藏书数百种，善本数十种。道光三十年（1850），曾钊撰写《文鉴跋》。同一年，曾钊撰写《覆宋本礼记正义跋》，直言“以之作螙书记”。所谓“螙书”，是指被蛀虫损害的图书。温树梁去世后，漱绿楼藏书散出，多归番禺徐绍棨（1879—1948）及其后人徐承瑛（？—1978）收藏。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州书楼藏书或遭水淹，或被飞机炸沉，幸免于难的图书存放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后来大部分捐献给中山大学图书馆。在面城楼藏书第二次易主的同时，曾钊部分藏书为近现代著名极谱学的先导者和分析化学家、仪器分析专家韩组康（1894—1968）收藏。韩组康是湖南人，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与教育事业。
嘉庆二十五年（1820），吴兰修、曾钊、林伯桐、黄培芳、马福安、吴应逵、熊景星、张维屏、刘天惠、张杓等20多人组建希古堂。希古堂以倡导古文为主旨，没有具体、固定的活动地点。道光元年（1821）阮元创建学海堂，阮元不仅使希古堂的原班成员加盟学海堂，而且在学海堂推广希古堂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于是希古堂大盛。“越二年，阮宫保师（按：指阮元）立学海堂以广之，兼治经解诗赋，与课者数百人，可谓盛矣。”[4]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对曾钊的推崇，九江人胡调德加入希古堂。
曾钊肄业10多年的粤秀书院是广州一所培育科举考试人才的官办书院。道光五年（1825）成为拔贡生之前，33岁的曾钊肯定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成为拔贡生之后，曾钊很有可能仍然参加科考。若非如此，道光十一年（1831），嘉道年间中原学术领袖程恩泽在督试广东期间不会有意提拔曾钊。只是恰恰在这一年，曾钊丁忧守孝在家，未能赴试。大失所望的程恩泽造访曾钊，曾钊、吴兰修等数十人与程恩泽相约同游白云山，相饮于蒲涧的云泉山馆。程恩泽以诗作称许曾钊的才学，诗云：“粤东风高不可攀，学希马郑文扬班。思深力厚取舍正，尽采荪蕙遗榛菅。我求明珠向南海，离朱吃诟尽愚顽。昆仑第一未即得，羊须首捋缘希悭”[5]175-176。程恩泽以荪蕙之芳、南海明珠、传说中的神禽离朱、昆仑第一以及羊须药等称许曾钊才学难得。嘉庆十七年（1812），羊城书院的黄培芳、张维屏、林伯桐等建立诗社，“云泉山馆”是他们改造的一个私密的游赏之地。虽然曾钊不喜诗歌创作，但是，曾钊与羊城书院、粤秀书院等广州官办书院的师生素有交往。
（三）学术成就
1.完成首部经学专著——《周礼注疏小笺》，反映学海堂的治学特点
嘉庆二十三年（1818），曾钊开始著《周礼注疏小笺》，两年后著毕，体现出曾钊研治经学的三个特点：一是治专经。刺取其中的相关内容，是曾钊经学研治的特点。二是重在修正汉代经学。曾钊在《周礼注疏小笺》中，质疑郑玄《注》、贾逵《疏》，兼疑郑众、杜子春之学，旨在修正郑玄、贾逵、郑众、杜子春释《周礼》之误[6]。三是著述简洁、清晰。由于目标明确，虽然旁征博引，但注解简洁清晰。这些治学特色，也体现在曾钊日后经学著述之中。曾钊治经的特点，就是学海堂的治学特点。
2.提出希古堂的为学思想，为希古堂文社留下第一批成熟的文学作品
在组建希古堂文社之前，曾钊撰写以跋、书、传为题的古文若干篇，如《虎钤经跋》《虎钤经跋后》《与宋于庭书甲戍》《与马止斋书乙亥》《袁先生传略》等，其中，曾钊在《与马止斋书乙亥》中与马福安谈论古文创作之道，推崇韩愈古文从难而入、奇而能醇、雄而能敛。
希古堂建立，曾钊撰写《希古堂文社序》，明确反对时文八股，提倡实用。“朝廷功令以时文取士，盖使学古者小出其技而试之而躁进之，徒日锻月，淬以几速化，古文之学置不讲甚，非国家待士之意也。”[4]6“文之用重矣哉！自疏释经典，考证史志，发挥道德，虽甚精确，藉令词不文，皆不足信，今而传后。……吾辈讲习，以经为主，子史辅之。熟于先王典章，古今得失，天下利病，而后发为文，将骈汉轹唐，何论宋人是在勖之，无倦而已。”[4]6-7
曾钊的古文思想得到马福安、吴兰修、胡调德等希古堂同仁的认同。道光四年（1824），学海堂在粤秀山落成，樊封《新建粤秀山学海堂题名记》《粤秀山新建学海堂铭并序》、崔弼《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吴岳《新建粤秀山学海堂碑》、谭莹《新建粤秀山学海堂碑》等提出的反对时文制艺、提倡经史实学、重视汉儒古训的学术思想，就是学海堂的学术思想，也是曾钊在《〈希古堂文课〉序》中提出的古文思想。
希古堂建立，曾钊迎来古文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曾钊在张氏寿善堂撰写了《东观奏记跋》《遂昌杂录跋》《杜阳杂编跋》《摭言跋》《摭言后跋》《大唐新语跋》《龙城录跋》《西溪丛语跋》《墨客挥犀跋》《墨客挥犀后跋》《续博物志跋》《搜采异闻录跋》《画墁录跋》。此外，这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曾钊中夜得凉，挑灯撰写《鹤林玉露跋》。曾钊的古文创作以书、跋为主要体裁，内容与访书、藏书、读书、校书有关，体现出曾钊作为一名藏书家、汉学家的治学专长。训诂儒家经典文字的音义，考校四部古籍与碑铭金石，与人论学和为人立传，好经济之学，是曾钊古文创作的主要内容。
3.参与编纂道光《广东通志》
1819—1822年，道光《广东通志》编纂完成。在由32人组成的编纂者名单中，曾钊是11名分纂者之一。由于道光《广东通志》不像道光《南海县志》《新会县志》那样，每一卷都具体指出分纂者的名字，我们不知道曾钊具体编纂的内容。但是，参与编纂《广东通志》自然为曾钊在道光十五年（1835）编纂《南海县志》《广东海防汇览》，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与黄培芳一起担任《新会县志》总纂，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教授阮元之子
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道光三年（1823），曾钊在阮元家教授其子阮福4年。第一年，曾钊入选道光《广东通志》编纂组，带着13岁的朱次琦谒见阮元。第二年，由于阮元的关系，曾钊认识来广州的江藩。第三年，曾钊在广州节署借录扬州阮氏文选楼所藏的《西洋朝贡典录》。期间，曾钊看到阮福收藏的《汉元延长安尺》《宋拓尚书论语石经残字》，于是以同名撰文作记。与此同时，曾钊参加学海堂每年4次的考试。因此，道光六年（1826）由阮元编纂的《学海堂集》收入曾钊不少文章。
道光十七年（1837），曾钊发现王念孙《二十一部韵》稿本中存在一些问题，于是撰写《上阮云台相国书》。《日本刊本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是《四库全书》中仅有的两部由外国人编纂的经学著作之一，传入中国后，比较系统地利用其成果的是卢文弨、阮元。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钊撰写《日本刊本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跋》，指出此书所引“足利本”多与中国所传宋本合。《覆宋本礼记正义》是阮元所录，惠校本，镂板。道光三十年（1850），曾钊撰写《覆宋本礼记正义跋》。
（二）成为拔贡生，任合浦教谕与钦州学正
道光五年（1825），曾钊成为拔贡生，任广东廉州合浦县教谕，调任钦州学正。道光十六年（1836），曾钊在合浦学斋撰写《甯翔碑跋》，指出《甯翔碑》的来历，考证其源流得失。道光二十年（1840），曾钊在钦州学舍撰写《刘蜕集跋》，指出《刘蜕集》的版本流传。道光二十四年（1844），曾钊在《祁公竹轩行状》中指出，由于他熟悉廉州的情况，肇庆知府赵长龄、廉州知府音德贺与曾钊一起讨论如何整治廉州海盗。
（三）任学海堂学长与祁贡幕僚
1826—1840年，曾钊任学海堂学长。道光十九年（1839）林伯桐编纂、同治五年（1866）陈澧续编的《学海堂志》，以下4条提及学海堂学长的职责：一是每岁分为四课，由学长出经解、文笔、古今诗题，即日截答卷，评定甲乙，分别给膏火。学长如有拟程，可以刻集，但不给膏火。二是向来发榜不分等第，今由学长办理，应酌定等第及膏火数目，但须查明经费之数，量入为出。三是收卷编列字号，给与收标。发榜之日，每名下注明“取经解”“取赋”“取诗”字样。课卷可备选刻者，另抄一册，由学长收存。俟可以成集之日，照《学海堂初集》例选改发刻。四是学长等公举诸生，务取志在实学不鹜声气之士，尤宜心地淳良，品行端洁[7]615-617。由此可知，从选题到评定乃至《学海堂集》的刊刻，生员考试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包括曾钊在内的学海堂学长说了算。最重要的是，从道光十四年（1834）开始，学海堂出台挑选十大专课优秀肄业生的举措，谁能获此殊荣，由学海堂学长定夺。这些人有很多日后也成了学海堂学长。因此，道光十五年（1835），朱次琦、陈澧等被评为学海堂首届专课优秀肄业生，道光十八年（1838）由吴兰修编纂的《学海堂二集》，都有曾钊的见识在其中。从与吴兰修并称嘉道年间广东学术领袖到梁启超称许的咸同年间岭南两大儒——朱次琦、陈澧，可以说，整个道咸年间的广东学术都有曾钊的影响力。
《面城楼集钞》《止斋文钞》《国朝岭南文钞》等相关文章，反映出曾钊与吴兰修、马福安、林伯桐等学海堂首批学长关系紧密。据《学海堂志》载，道光八年（1828），曾钊与吴应逵、林伯桐、张杓、吴兰修、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在学海堂门外石额题记；
道光十五年（1835），曾钊与林伯桐、吴兰修、张杓、熊景星、黄子高、谢念功、仪克中等在学海堂门外石额题：“相国仪征公自滇寄此石屏，山光海色，咫尺万里，洵奇观也。廞诸壁间，与堂并寿”[7]667；
黄国声编注的《陈澧集》中的《学海堂志》，有黄培芳绘的“学海堂图”[7]618。《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附录的《学海堂志》，则有曾钊书的“学海堂图”[8]4字。以上种种都说明曾钊在道光年间学海堂的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任学海堂学长第一年，道光六年（1826），曾钊借阅扬州汪孟慈收藏的《鲍氏战国策》，在北京泳珠堂撰写《鲍氏战国策跋》。同一年，曾钊在北京见到刘逢禄，刘逢禄说：“笃学若冕士，吾道东矣。”
道光二十一年（1841），在林则徐罢归，陈澧、张维屏、谭莹等学海堂人往家乡逃亡之时，由于得到粤督祁贡的重用，曾钊任职祁贡幕僚，同治《南海县志》中的《曾钊传》有详细记载：“祁与钊有师生谊，谓其人贞固，干事能何巨艰，一切安内攘外之谋，悉资勷赞。然祁督本阔达大度，一策之善立予施行，即是谬算狂言，亦不忍面加诃斥，故粤东功利之士，皆欲投身幕府以启仕宦之径。或言某处宜筑石坝，某处宜建炮台，某海口宜泊师船，某地宜屯壮勇，一时度支出入以数十巨万计。及祁督卒于官，程中丞抚粤，谓诸费浮冒已极，而钊为督府向用之人，因甲辰计，典以不谨落职。然诸人献策，非钊代为条陈，诸客见用于制军，不尽钊为援引，前后开销又不总于钊一人之手，事竣私囊，不名一钱，固世所共知也”[9]。由乡人李征霨撰写的这篇《曾钊传》，在很大程度上还了曾钊出任祁贡幕僚的清白，但仍然没有说尽曾钊的悲壮。
有必要指出的是，曾钊任祁贡幕僚期间，他的某些建议，祁贡是没有接受的。曾钊长子曾中立在《虎门炮台形势条议》中撰写以下按语：“向来炮台，其形或方或圆或椭，故其炮台皆散而不聚，聚而不交，炮多虚发，船可闯入。道光二十一年秋，先大人奉委守蚺蛇洞，创为曲台，形如之字，使炮路交聚，或迎击，或横击，分班迭发，循环无端，由是吏船无有过者。二十三年春，祁制府奕将军等谋修复虎门各炮台，偕先大夫同往相度形势，先大人进此条议，极蒙称奖，方议照行，惜武员知此者，咸谓无此如形，未便改筑，遂不果。兹敬跋数语，俾后之读此者，知当时实未采用云尔。”[10]
（四）学术成就
1.完成《诗毛郑异同辨》《周易虞氏义笺》《汉晋名誉考》《二十一部古韵》《虞书羲和章解》5种专著，强化学海堂的治学特点
1821—1844年，曾钊撰写《诗毛郑异同辨》《周易虞氏义笺》《汉晋名誉考》《二十一部古韵》《虞书羲和章解》5种专著，强化学海堂的治学特点，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重视古音韵学。曾钊立足整个清代音韵学著述的成就，指出王念孙、段玉裁、陈季立等音韵学理论的不足[11]5-7。二是宗汉儒修行。在《汉晋名誉考》中指出，“名誉之兴，莫盛于汉晋”，以“修行”作为《汉晋名誉考》12目之首[12]149。三是宗汉学。在《诗毛郑异同辨》中，宗毛亨《传》，辨毛亨、郑玄、孔颖达治《诗》的异同[13]527。在《周易虞氏义笺》中，旨在申明孟喜卦气说，以阐明、丰富汉代《易》论[14]455。在《虞书羲和章解》中，主要取马融、郑玄注，全文注解《羲和章》，弥补戴震、何承天等历学的不足[15]225。
以上3个治学特点，与曾钊在《周礼注疏小笺》中形成的治专经、重在修正汉代经学和著述简洁清晰一起，都是学海堂的治学特点，成为论证刘成禺所说的“然学海堂之设，虽始创于阮元，导之而成者，实为曾勉士钊”[16]277的一个方面。
2.丰富希古堂的为学思想与古文创作
在推崇韩愈古文、反对时文八股、提倡实用的思想基础上，曾钊在《〈王文成先生文钞〉序》中提出重视“中养”。曾钊视界下的“中养”，兼及作家的道德、学识与作品的文气三个方面，与孟子“养浩然之气”所包含的内容一致。“然后知真儒者，所养出于伪，腐辈万万，非仅欲以语言文字立不朽也。且夫中养浅者，文亦不工。先生即以文论，亦为明代冠。”[4]10
曾钊撰写了50多篇以跋、传、序为题的古文作品，延续了早年对于考校四部古籍、与人论学及为人立传的创作内容。另外，道光十五年（1835），曾钊在《记沙赞》中提及沙器制作的原理，在《虎门炮台形势条议》提出10条修建虎门炮台的建议，反映出其深谙军事之道。道光二十四年（1844），曾钊在《祁公竹轩行状》中提到，祁贡督粤期间，由于他熟悉廉州情形，肇庆知府赵长龄、廉州知府音德贺与其商议如何整治海盗。以上文章都反映出曾钊擅长治世之学。
曾钊的文章有以下特点：一是以经史为基，反对空言；
二是叙事善于剪裁，讲论必有根据；
三是根柢、气息深厚，善于模仿唐宋八家。
3.参与编纂道光《南海县志》《广东海防汇览》《新会县志》
曾钊、熊景星、谭莹、胡调德4人任道光十五年（1835）《南海县志》分纂，其中，卷十八、十九《职官表》（1、2）、卷二十至二十三《选举表》（1-3）、卷二十三、二十四《古迹略》（1、2）、卷二十七至三十《金石略》（1-4）、卷三十三、三十四《列传》（2-3），共13卷由曾钊编纂，占道光《南海县志》总卷数的三分之一。
虽然有学者指出，《广东海防汇览》42卷是由梁廷枏一个人在1835—1836年编纂的，但是，曾钊、林伯桐、吴兰修等作为纂修者载入其中，而且，曾钊最后与林伯桐一起参与修订工作。
道光二十一年（1841）《新会县志》由新会知县林星章主修，黄培芳、曾钊任总纂，何凤、陈瑶光、罗芳、崔广祥、何朝昌、谭锡明、院榕龄任分纂。另外，黄培芳、曾钊兼纂部分内容。其中，曾钊兼纂道光《新会县志》卷二《舆地》中的沿革、海防和卷八、卷九《列传》（1、2）以及卷十二《金石》。
编纂道光《南海县志》《广东海防汇览》《新会县志》，与早年参与编纂道光《广东通志》一起，反映出曾钊积极响应学海堂编纂乡土史志的号召，成为论证刘成禺所说的“然学海堂之设，虽始创于阮元，导之而成者，实为曾勉士钊”的又一个方面。
（一）归隐乡土，情系广州
道光二十四年（1844），曾钊罢归九江。这一年，曾钊与儿时学友刘天惠同游广州白云山。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钊在广州南园居住，撰写《编辑异物志跋》。咸丰元年（1851），曾钊到广州沙湾，获见许小琴所藏的《周鼎图摹本》，并撰写跋。临终前一年，咸丰三年（1853），学海堂学长邹伯奇的外祖父招健升86岁重游广州泮宫，曾钊与邹伯奇、张维屏、熊景星、谭莹、陈澧等都前来相伴，并作诗联庆贺。
（二）沉潜学术，耕读为业
程恩泽在其《蒲涧雅集图》诗中，以“吴喜雄谈曾喜默，曾如香象吴青鸾”比喻吴兰修、曾钊的个性。另外，桂文灿提到曾钊对他的训导之恩。“文灿于学正为同邑后学，每有所问，莫不元元本本，应答如流。而于古书之得失，古本之异同，尤详道之。孔子云：‘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正有焉。”[5]176—177
曾钊个性笃静，长期在粤秀书院、学海堂等学习与执教，较少融入九江乡事族事，而且，道光十三年（1833）撰写的《备台铭并序》中，曾钊直言“家无中人产”，个性拙直而不容于世，日后归隐乡土，当以读书而自娱。“性拙直不为世所容，思退而读书自娱也，则蓄书数万卷，自经史，传注至兵农，河防，医卜，杂家，靡不搜罗点勘，为探讨之备。”[2]15—16
（三）学术成就
1.完成《毛诗经文定本》，沿承学海堂的治学特点
咸丰元年（1851），曾钊撰写专著《毛诗经文定本》，今仅存其撰写的《序》。在《序》中，曾钊认为毛亨没有撰写《故训传》，因此段玉裁有误，且孔颖达《诗经正义》本章句有误。曾钊据唐开成石经本、宋高宗石经残本、宋刊小字本、巾箱本、岳氏本、闽小疏本，择善而从，著《考异》于《诗毛郑异同辨》卷后[11]11。
2.继续丰富希古堂的思想与古文创作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钊在《王临川集跋》中称许王安石文章多用拗折之笔，以之消除时文八股的不足。与早年推崇韩愈古文、反对时文八股，中年重视“中养”一起，标志着曾钊古文思想趋于定型。另外，曾钊撰写41篇以跋、传、序等为题的古文作品，延续前期古文创作的内容与特色。与早年、中年的古文创作一起，为希古堂留下一批成熟的文学作品。
为挽救世道人心，阮元令学海堂学子周以清、侯康、胡调德以“原始”“功令”“格式”“法律”“体裁”“命题”“程文”“稿本”“选本”“墨卷”“社稿”“元灯”“名誉”“考核”“师承”“风气”“兴废”“流弊”“起衰”“假借”“咎毁”“谈薮”“轶事”“五经”共24门编纂《四书文话》。收录于《学海堂集》的5篇《四书文源流考》是学海堂诸生编纂《四书文话》的成果之一，集中反映了学海堂对《四书》文的态度。郑灏若、梁烋、梁懋建、周以清、侯康在《四书文源流考》中都指出，《四书》之文以经义为本，源自王安石。“《四书》之文，原于经义，剏自荆公。荆公因神宗笃意经学，请兴建学校。苏轼非之。他日又言学者专意经术，庶几可以复古，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元祐四年罢诗律义，专立经义诗赋两科，皆各试《语》《孟》义二道，此则《四书》文所由昉也。”[12]123在此基础上，周以清指出王安石有2种文章，既是时文之祖，也是古文之遗。“制义之兴，始半山。半山之文，全有二，其谨严峭劲，附题诠释则时文之祖也。其震荡排奡，独抒己见则古文之遗也。宗古文者流为周归，终于金陈。宗时文者流为王钱，终于杨艾。《四书》之文临川剏之而即始于嘉祐之朝者也。……经义本代圣贤立言，然自荆公以迄颖滨类，皆独摅伟论，不沾沾于代古人语气，其代古人语气者，自绍兴杨万里始。”[12]137
希古堂是学海堂建立前夕的重要文人团体。学海堂建立以后，既承袭希古堂的文学思想，也将希古堂的文人群体移至学海堂甚至任学海堂首批学长。因此，曾钊奠定希古堂的文学思想、创作内容与创作特色，即是奠定学海堂的文学思想、创作内容与创作特色。曾钊在希古堂的地位，即是其在学海堂的地位，成为论证刘成禺所说的“然学海堂之设，虽始创于阮元，导之而成者，实为曾勉士钊”的第三个主要方面。
曾钊的一生，分为早年、中年、晚年三个时期。早年肄业粤秀书院、修建面城楼与组建希古堂文社，中年任学海堂学长与祁贡幕僚，晚年归隐乡土耕读终老。曾钊的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经学著述、古文创作、地方志编纂三个方面。立足省城而非乡土，依托官办书院而非创办私人书院，重视著书而非讲学，是曾钊学术人生的主要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曾钊的学术思想、学术著述一度成为地方学术主流，但是，随着官办书院的消亡，曾钊其人其学逐渐被世人遗忘。对于曾钊的生平不甚明了，未能全面反映曾钊的学术成就，对于曾钊在嘉道年间的学术史地位有定位但欠缺具体的阐述，是目前曾钊研究的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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