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望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提到王礼锡与郭沫若，最为人知晓的便是郭沫若在王礼锡牺牲时为他写的悼诗，“海外归来一放翁，欣然执笔事从戎。平生肝胆留天地，旷代文章振聩聋。”郭沫若短短四句诗便精准地勾勒了王礼锡辉煌而灿烂的一生，郭沫若对王礼锡的敬重与感佩可见一斑。学界既往对王礼锡与郭沫若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归纳两者之间的共性，认为王礼锡和郭沫若作为爱国楷模、新诗闯将、唯物史观践行之先驱，在人生经历、人格精神、文学创作上享有一种高度的相似性。①王锦厚：《王礼锡与郭沫若》，《郭沫若学刊》1994年第3期。虽然从相关的历史记载来看，王礼锡与郭沫若的直接交往并不算多，但是深入两人的社会活动以及文学创作，却可在字里行间、细枝末节处发现郭沫若对王礼锡道路选择、思想观念、文学创作的影响与烛照。对于王礼锡来说，年长十余岁的郭沫若堪为他的“良师益友”，而对于郭沫若来说，王礼锡也无疑是革命道路和民族抗战中志同道合的“战友伙伴”。
王礼锡和郭沫若都曾有长时段的异国生活、流亡的经历。郭沫若曾有过两段长久的日本体验，其一是日本求学的经历，其二则是被国民党当局通缉流亡日本的岁月。王礼锡也曾有两段异国生活的经历，第一段是1930年6月至1931年2月在日本养病、策划杂志编辑工作的岁月，第二段则是1933年3月至1938年10月流亡欧洲的经历。这些异国生活、流亡的经历对王礼锡和郭沫若的人生道路、思想观念以及文学创作都毫无疑问地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曾有学者指出郭沫若的“日本体验”与其“历史癖”之间的深刻关联，认为郭沫若对于中国历史的体认，是在异国的思念与焦虑中创生的，同时，还认为郭沫若在一种他乡的文化观望和集体意向性的宣泄间建构了自己的史学理论。①周文：《从怀旧到信念——日本体验与郭沫若的“历史癖”》，《励耘学刊》2016年第2期。他指出郭沫若一生中众多的“咏史诗”以及重要的史学研究论著均是身处日本时期完成的。除此之外，他还认为郭沫若在日本的生活体验与人际交往促使郭沫若找到了个体的记忆经验与集体的共同价值之间共振传递的可能性，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认识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方法路径。②周文：《从怀旧到信念——日本体验与郭沫若的“历史癖”》，《励耘学刊》2016年第2期。这一阐释对于揭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郭沫若的心灵世界以及历史观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颇具意义。
事实上，与郭沫若一样，王礼锡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状况的体认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种异国体验的参照视角之下，于此同时，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判断也很大程度上是在一种异国与中国的对照视野下完成的。王礼锡在异国他乡期间完成了非常多的重要作品，同时也结合自己的异国体验，表达出诸多对他国、对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实践着个体经验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问题的共振，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在反思历史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方面的责任担当。
1933年和1936年王礼锡分别出版了自己的两本游记《海外杂笔》和《海外二笔》，里面记录了他在日本、欧洲的一些游历时刻，同时也表达出他对日本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的印象。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王礼锡的对照视野，即当王礼锡在面对异国他乡的文化习俗、生态景观、奇闻逸事时，他会本能地比照中国的相关情况作出感知和表达，进而从侧面映照出王礼锡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历史的认知和态度。因此，有学者高度评价王礼锡的海外随笔，认为他的海外随笔“并不是游记性质的简单的文字记录”，而是“融汇了作者的心血、经验与思考”，“具有亲身体察与深刻反思的文化人类学文本”。③钟俊昆：《论王礼锡的抗战思想与实践》，《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比如王礼锡在《东岛淡忆》一文中谈及1931年游历日本的经历，他在细数日本的女性现状、社会形态以及异国情调时，始终秉承着一种中日对照的视野。在论及日本的社会形态时，王礼锡结合自己在日本就医的经验表达了自己对日本社会的观察，他发现日本的医生一方面用西方医学的方法治疗病痛，另一方面又以向神明求祷的方式完成仪式，因此他判断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是一个“封建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对日本社会性质下判断的同时，他还不无揶揄地写到：“有人从点表面的迹象断定中国是封建社会，假使他们看见日本的社会，必定张开他们的惊讶的眼睛：‘原来典型的封建社会在这里啊！’”④王礼锡：《东岛淡忆》，《王礼锡诗文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04-105页，第107页。言语间可以看出王礼锡对中日社会的观察与判断。无独有偶，在叙述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时，王礼锡也同样结合自身经历，在中日两国的比照中完成了叙述。他在东京住院时与日本女性看护谈天，谈及“中国男性是否叠被”的话题，他发现一件在中国男女皆可干的事情，在日本却是女性的“天职”。同时他结合夫人陆晶清在日本官立大学求学难的经历，指出在日本社会男女不平等的事实。因此，他作出判断：“中国以前的女子是在日本形式下被轻视，而现在摩登女子们正追逐欧美式的轻视以为荣。很少的中国女子有正式的解放思想的。然而日本的看护们所希望的只是现在中国的妇女地位而已。”⑤王礼锡：《东岛淡忆》，《王礼锡诗文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04-105页，第107页。可见，王礼锡的判断不仅是对日本社会女性地位低下的批判，同时也带着比较的视野对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与思想状况作出了省思。
除了在记录异国体验的过程中主动地融入自己的经验、心血与思考，事实上，王礼锡在异国海外的人际交往也进一步深化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思考。根据王礼锡在1932年出版的《读书杂志》第2卷第9期中回答读者来信中的叙述，我们可以判断王礼锡在日本期间曾经与郭沫若有过会晤，两人围绕中国社会史的相关问题有过深入交流。在这篇来自于青年读者王凤庭的来信中，读者王凤庭询问了一些关于郭沫若的问题。他询问作为“第一个以辩证方法研究古史”的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三年之后，其意见是否“已有改变”，还是“更深的维持他的主张”。面对读者的询问，王礼锡在回复中写到：“郭沫若先生见解今年不知有无变动，据我们去年在日本晤见时，则对于往日见解，持之甚坚。”①王凤庭、王礼锡：《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意见》，《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9期。由此可见，虽然王礼锡与郭沫若具体会晤谈论的细节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的会晤中，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有过切实而深入的讨论。而郭沫若在相关问题上的观点判断与思考方式，也多多少少影响了王礼锡，这一点在此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可以看出。
除此之外，在日本东京时期，王礼锡还经常与胡秋原、王亚南、梅龚彬、方天白等朋友见面，大家一起商讨编辑杂志等计划，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彼此披肝沥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来，王礼锡从东京去到热海，也仍然有朋友与他“在榻榻米上盘膝对坐，谈论起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②王士权：《爱国诗人王礼锡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页。他曾在《两度热海》一文中谈到自己在日本热海养病时有过不少“可感的探病的朋友”，他常常与他们在热海的咖啡馆进行清谈，从“朋辈友谊”谈到“各人过去的悲欢离合”“从中国的政治文化界的近况谈到中国社会的结构”。③王礼锡：《两度热海》，《王礼锡诗文集》，第114-115页。与此同时，他的身边也围绕着众多与他志同道合的友人，使他也乐于表达出自己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观点。比如他在去欧洲的途中给他的好友梅龚彬、胡秋原等写的信件中便不乏结合他的异国体验所抒发的对中国问题的见解。王礼锡途经孟买时，发现同行的很多中国人不敢喝孟买的水，不敢吃孟买的生菜，以为吃了喝了就会生病，表现出一种“帝国主义国家的绅士对落后民族的轻视与侮辱”。他批判这种傲慢的行径，并写到：“为什么中国人要把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轻视态度去对印度人？中国的所谓学者之流也曾经把所谓污秽算做中国人的一个污点，算做侵害中国的一个鬼，其实中国如果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把一般的消费力提高，难道还不会清洁吗？并且污秽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另一面还不是一样的存在着，好像清洁礼貌之类的东西在中国、印度等等国度的别一面并不亚于欧美人士。”④王礼锡：《海程三笺》，《王礼锡诗文集》，第120-121页。
可见，与郭沫若类似，异国的境遇和体验触发了王礼锡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多面思考，他结合自己的经历、经验和感受，作出了个人化的读解。与此同时，在异国他乡与郭沫若、胡秋原等友人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也极大地影响了王礼锡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与观念判断。而这些在异国他乡的思想片段也直接影响了王礼锡后面创办《读书杂志》，并以此为阵地介入到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革命的前途为发端，是整个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紧迫局势时对于“中国向何去”问题的迫切追问。在此非常时刻，要决定中国的未来路径，便要明确中国的来路为何，要回答“中国向何去”的疑问，便要先认清中国的国情，认清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这是解决一切革命问题和决定革命行动的基本前提和客观依据。作为杰出的爱国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王礼锡也自然意识到认清中国社会性质的重大意义，因此，他及时抓住这一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试图通过创办杂志介入到中国社会史论战之中。
1931年6月，王礼锡和陆晶清共同编辑的《读书杂志》创刊号出版，积极介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王礼锡在发刊词中表示希望创造并公开一个园地给“一切读书的人”，以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来编辑杂志。因此，他主张所刊载的文章“不限于几个人主观的兴趣”“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也“不确定一个呆板公式去套一切学问”，而是不偏不倚地展示出各个派别的观点，从而让这场论战可以真正地展开广泛的论争，而不被一家之言所裹挟。⑤王礼锡：《读书杂志发刊的一个告白》，《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1期。《读书杂志》从第一期开始便开设“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并自1931年8月开始接连推出了多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集中刊载了各派别、阶级学者的不同主张，其中包括了共产党人张闻天（署名“刘梦云”）、刘苏华，托派代表学者严灵峰、李季，还有国民党人陶希圣等人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真正将中国社会史论战推向了高潮。
王礼锡在编撰《读书杂志》时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同时也表现出极为优秀的组织能力、理论素养以及方法论自觉①王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值得注意的是，王礼锡在此次论争中表达的观点与方法论倾向都显示出与郭沫若在某种程度上的呼应，换言之，王礼锡在此次论争中对郭沫若的相关观点以及方法论都颇为关注，甚至在设置和引导相关中心话题的讨论时，都会以郭沫若的某些论断为论争起点，或与郭沫若在某些问题上的判断形成呼应关系。
首先，王礼锡在试图以《读书杂志》为中心发起中国社会史论争伊始，便点名向郭沫若发起挑战，希望他介入其中，并带头参与论争。在《读书杂志》第1卷第2期，王礼锡在登载朱伯康的文章《中国社会之分析》前，声称中国社会史论争“渐渐打得热闹了”，杂志收到诸多讨论这一问题的稿件，如果悉数发表，可以说是“一个挑战的专号”，挑战的人物包括了顾孟馀、陶希圣、梅思平、陈独秀、郭沫若等人，所涉问题则包括“中国封建社会是否在春秋时已经崩溃”“殷周时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现在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等。②锡（王礼锡）：《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2期。他表示希望这些学者都可以参加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之中，希望他们各自都能够写文章参加论战。虽然后来这五位被挑战的人中只有陶希圣在《读书杂志》有文章发表，但是可以看到王礼锡十分重视作为文化界名流的郭沫若在该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同时也深知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专家，郭沫若的观点一定会成为论战话题的中心。
其次，王礼锡颇为关注郭沫若在中国社会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研究动态，并对郭沫若的相关论说做了不遗余力的介绍。比如，在1931年4月《读书杂志》的创刊号上，王礼锡便预告了郭沫若即将撰写的新著。他在预告中写到：“郭沫若近在日本除翻译小说外，正计划写一部先秦思想批判，全部约一二十万字，内容：第一部概论，第二部把先秦的社会经济情况做一个整理，并说明各派学说的社会基础，第三部各派思想的批判。这是一部对于中国学术很有关系的书。他对于春秋战国的社会认为是奴隶社会，根据这个崭新的见解去批判那时的思想，一定不少惊人的奇论。”③王礼锡：《郭沫若将有新著》，《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1期。可见，王礼锡对郭沫若论著的关注与推崇。另外，王礼锡还在刊物上介绍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评论郭沫若翻译的版本“忠实流畅”，认为郭沫若在译此书时“特别审慎”，“排列格式，一依原样”，并进行了亲身校改，绝无错文错句，读者一读便知。从王礼锡的推荐来看，他对郭沫若的翻译工作评价之高，而且从他知道郭沫若亲自校改书稿的细节，可知两人私下颇多交流往来，而郭沫若翻译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版本则正是由王礼锡所在的神州国光社出版的。除了出版郭沫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王礼锡本来还打算出版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另一本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事实上，郭沫若当时已将译稿交给了王礼锡，但是却因为“时局关系”，因为蒋介石当局对马恩学说的查禁，最终未能在王礼锡的神州国光社进行出版，这一点在郭沫若后面出版的译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得到了证实。可见，王礼锡对郭沫若研究动态以及翻译工作的关注与重视。
另外，王礼锡以《读书杂志》为中心组织引导的中国社会史论争所设置的几个中心议题，均是以郭沫若的相关论断为论争起点，或与郭沫若的相关观点相呼应的。中国社会史论争与中国当时的政治斗争关系紧密，所论争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第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
第二，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的争辩；
第三，是秦汉以后、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④季甄馥：《王礼锡与中国社会史论战》，潘颂德编《王礼锡研究资料》，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113-127页。而以上的三个问题，郭沫若均有相关的判断与论述。比如第一个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个提法最先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指代着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那么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否经历过“亚细亚生产方式”呢？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涉着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也关涉着如何分析和认识中国的古代社会。而国内学界最早回应这一问题的便是郭沫若。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论及过这一问题，其基本主张大体是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先于奴隶制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0-186页。针对郭沫若的观点，李季、杜畏之等人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们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古代社会研究批判》《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等文，表达对郭沫若观点的反对，认为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奴隶社会。另外，关于第二个奴隶制的问题，郭沫若也曾在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研究论著中论述过这一问题。他通过对周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广泛考察，认为西周是奴隶社会，从而认定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过奴隶社会。面对郭沫若的论断，同样也出现了非常多与其论争的声音，比如《读书杂志》中发表的陈邦国的《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李麦麦《评郭沫若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文章，均极力否认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奴隶制社会。当然，关于第三个秦汉以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郭沫若的观点也非常明确，他将秦汉至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认定为封建社会阶段。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有认可郭沫若观点的，比如刘梦云（张闻天）发表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他在郭沫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入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虽然促进了中国城乡经济的发展，却并非导向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相反却是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共同殖民中国，基于这一判断，他指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从封建大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的事实。①刘梦云：《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5期。当然也有反对郭沫若观点的文章，比如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他认为古代中国在宋以后封建制度就进入了分解期，而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应是“先资本主义社会”。②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7、8期。由此可见，王礼锡以《读书杂志》为中心引导的中国社会史论争所涉及的中心话题均有郭沫若相关论断的参与，显然王礼锡对郭沫若的相关研究和基本观点也了然于心，因此在编辑文章时，可以围绕问题和观点，作出均衡的择选，从而制造论争之势，促进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广泛论争和良性发展。
王礼锡除了和郭沫若享有共同的海外流亡经验，以及在中国社会史论争中对郭沫若相关论断、唯物史观以及方法论的倚重，王礼锡与郭沫若另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便是他们都曾奋不顾身地投入文化抗战的运动之中，并在非常多问题上享有共同的思想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王礼锡和郭沫若是抗战文化运动中的“亲密战友”。
首先，王礼锡和郭沫若都曾经因国民党当局的威胁而流亡海外，但随着国内抗战情势的日益严峻，他们都毅然决然地返回国家，奔赴全民抗战的最前线。事实上，王礼锡担任神州国光社的总编辑之后，出版了一系列与共产主义相关的书籍，同时他主编的《读书杂志》直接引导了中国社会史论争的高潮，而其中也不乏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再加上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读书杂志》又积极开展了抗日宣传，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这一系列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王礼锡因此“被迫”出国考察，与夫人陆晶清踏上了流亡海外的旅途。③王士权：《爱国诗人王礼锡传》，第63-67页。在海外的数年中，王礼锡尽自己的努力在国际社会中呼喊，为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支援，但在他心里却时刻惦念着返回祖国，“归去在斗争中的中华”，为祖国的民族抗战“加一滴赤血，加一颗火热的心”④王礼锡：《再会，英国的朋友们！》，《王礼锡诗文集》，第541-542页。。1938年10月1日，郭沫若和老舍联名致信在英国的王礼锡和陆晶清，他们在信件中写到：“礼锡兄、晶清嫂：你俩在欧洲为抗日援华做了大量工作，贡献良多，有口皆碑。现抗战已进入最艰巨阶段，兹代表全国文协热烈欢迎你俩返国，共纾国难。蒋先生亦表欢迎，谨此布达，盼早命驾。”⑤《致王礼锡陆晶清》，《郭沫若学刊》2010年第1期。王礼锡和陆晶清接到信件，立即响应郭沫若与老舍的邀约，毫不犹豫启程回国。可见，王礼锡回国之心的真切，投入抗战宣传工作的迫切，同时也足见郭沫若对王礼锡的感召力。
其次，王礼锡由于长期在海外从事援华活动，因此他特别注重将国内抗战文化和抗战信息传递到世界各地，以便谋求更多的国际支援。而在抗战文化“走出去”的认识上，王礼锡与郭沫若也享有共识。事实上，最早认识到抗战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文化人就是王礼锡。他在《在国际援华阵线上》一书的序言中写到：“国民外交是中国人人应做的，一个教授，一个作家，一个工人农民与青年都可以向外国写信，这样的信在国际友人看来都是贵于珍宝。”①王礼锡：《在国际援华阵线上·序》，《王礼锡诗文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流亡英国的时候，王礼锡与陆晶清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援助，在英国奔走呼号。他们在英国组成了“全英援华运动总会”，并在伦敦集资筹办了《抗战日报》，摘译各国通讯中有关中国抗战的电讯，报道英国人民和华侨的援华活动等。与此同时，王礼锡还在英国举行“中国周”的活动，为中国抗战募集资金、物资和药品。他还先后参加过苏联第一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第一次国际作家保障文化代表大会、布鲁塞尔国际反侵略大会、伦敦国际反侵略大会，并在这些会议上发表重要演说，结识了众多欧洲著名政治活动家，做了大量对外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的工作。1938年2月12日，在王礼锡和吴玉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还促成了国际援华大会在英国的成功召开，有30多个国家和20多个国际团体参加了此会，并在会上通过了“制裁日本，救援中国”的六条决议。王礼锡洞悉将国内的抗战文化传播出去的重要性，他表示“全世界的人民，无疑是同情于中国的。可是仅仅同情，不足以发动有力的运动，只有时常有新事件与新方式可使运动不断高涨，不断发展，到把敌人压倒的一天为止”②王礼锡：《全世界将为中国出席国联代表的后盾》，《王礼锡诗文集》，第458页。，而唯有把国内的抗战文化传递出去，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抗战之努力，才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谋求国际社会的援助。③王礼锡：《国际同情与抗战》，载《王礼锡诗文集》，第473-476页。郭沫若也强调文化输出的重要性，他曾在文协成立纪念一周年的会上表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所创造的文学是“文章出国”的前提。他指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是为了“创作纪念碑性建国史诗”而做出的努力，它能“使广大的士兵群众或工农群众的生活、心力、言语，正好成为文艺作品的血肉和灵魂”，而这样的作品才能成为“纪念碑性建国史诗”，这样的史诗才能真切的做到“文章出国”。④郭沫若：《纪念碑性的建国史诗之期待——庆祝文艺界抗敌协会周年纪念》，《大公报》，1939年4月9日。可见，郭沫若对抗战文化走出去的看重，也重视我们的抗战文化走出去，让世界人民看到我们的浴血奋战，看到我们用血肉铸就的抗战史诗，从而寻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另外，王礼锡与郭沫若在“作家战地访问团”组建期间也有过会晤，两人对组建“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战地服务都充满了期待与斗志。1938年12月，王礼锡和陆晶清回到祖国，抵达重庆，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文协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1939年6月，为响应周恩来在文协成立大会上让作家多多取材于前线的号召，文协决定正式组建“作家战地访问团”，并推荐王礼锡担任作家战地访问团团长。当时访问团由十四人组成，分别是王礼锡、宋之的、袁勃、李辉英、白朗、陈晓南、葛一虹、罗烽、以群、张周、杨骚、杨朔、方殷，其中包括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报告文学作家和画家等。临行前，作家战地访问团在重庆举行出发仪式，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老舍、郑伯奇、胡风、王平陵、陆晶清等出席了仪式。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都致了勉励词，郭沫若还将一面印有“作家战地访问团”的三角团旗郑重地授予团长王礼锡，周恩来还特别嘱咐文艺界负责的同志：“一定要尊重王礼锡先生，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从英国返回祖国，就是为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不图名利，更不想做国民党的官，只希望马上奔赴战场，当名普通战士，竭尽毕生之力。”⑤王士权：《王礼锡与作家战地访问团》，潘颂德编《王礼锡研究资料》，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可见，周恩来、郭沫若对王礼锡投身抗战前线的敬重与感佩。王礼锡在出发仪式上也做了简短发言，他表示此次带领“作家战地访问团”的重要任务就是去到前线搜集材料，“供给无数的现在及未来的诗人、小说、戏剧、散文家，让他们去歌颂，去记述，去表演”，同时还要尽各自才能去写，“把敌后方一切可歌可泣的壮烈英雄的事实”记录。另外我们的访问团还要负有沟通战地和后方的责任，要做好沟通后方与国际作家联系的工作，要“把中国的直接消息向国际作家宣布，把国际作家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告诉我们的战士”。⑥王礼锡：《作家战地访问团告别词》，《抗战文艺》1939年第4卷第3、4期。从他的简短发言中，可以看出王礼锡要到前线去观察、去斗争的决心。事实上，王礼锡在访问团的征程中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最后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抗战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王礼锡的牺牲，郭沫若感到惋惜，同时也给予了王礼锡崇高的敬意与评价。郭沫若说王礼锡“在战地服务，并死于战地”，“以血和生命写，把自己写成杰作”，王礼锡带领的这支笔部队“杀敌效果”不输武人，“笔杆不让枪杆”，是我国文艺史上永不磨灭的记录。①郭沫若为王礼锡、蒲风死于战地所写的条幅，《郭沫若学刊》2012年第3期封三。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郭沫若对王礼锡身向前线，献身抗战的义举表达了最高的评价，足见他对王礼锡的敬意。
综上所述，在王礼锡光辉的一生中，郭沫若对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与郭沫若在日本的会晤交谈影响了王礼锡对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看法和判断。郭沫若在中国社会历史和马恩学说上的研究观点曾经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帮助了王礼锡更好地编辑《读书杂志》，使得王礼锡在组织和引导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显现出十足的理论质素。更为难得的是，郭沫若与王礼锡身上所共有的爱国赤诚让他们在精神上堪为亲密的战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贡献出不可磨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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