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承耀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浙江 宁波 315032）
1941 年夏天，浙东抗日根据地在浙东宁绍地区沦陷后开辟。1942 年7 月28 日，根据党中央华中局的决定，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正式成立，统一领导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区党委的领导下，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今年是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八十周年，笔者谨以此文纪念之。
1942 年12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做《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总结了边区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在谈到第二项原因时说：“农业政策就是增开荒地。根据荒地多的地方农民认为深耕不如开荒的要求，我们应在一切有荒地的县、区、乡组织移民多开荒地，以期增产粮食。”①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破坏和消耗，根据地农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大量减少，导致部分地区的耕地抛荒和弃耕。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根据地逐步扩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出现了相对稳定。浙东区党委领导三北、四明地委，南山、余上等县委，学习“南泥湾”精神，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为此，浙东根据地党政机关颁布开垦荒地措施，奖励开荒，努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根据地政府规定，移民三年不交公粮，垦植帮助解决口粮、种子、工具等问题。1945 年春，四明特派员办事处向各县发放春耕贷款1800万元，使新垦的荒地种上了马铃薯、玉米、番薯、南瓜等杂粮。
1939 年，毛泽东在谈到当前的任务时说：“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1]227。在浙东抗日根据地人民政府号召下，全区形成了开荒的热潮，机关、学校、职工纷纷加入开荒生产运动。镇海某区，自1943 年春天至夏天共开荒达六七百亩，生产物资价值达一千余万元。在龙山党组织领导下，1944 年12 月30日，龙山某地成立垦荒合作社，集体合股垦荒，推定负责人，并订立劳动纪律，讨论集体垦荒的具体办法。该荒地面积约800 亩，北面靠海，因塘倒塌，未经修筑，长期荒芜。1943 年冬季，龙山某乡有三位农民共同开荒，开垦荒田6 分、荒地2 亩8 分，第二年收谷105 斤、番薯560 斤。1944 年上半年，梁弄合作社组织青年开荒，官佩、金岙、龙坑等地社员开荒十多亩，种植芋艿、玉米等。冬天，梁弄区垦荒地种植马铃薯等杂粮约100 万斤，为度荒救灾、供应军粮起到了很大作用。左溪乡由民主方式推选出九个人组成开荒委员会，负责领导开荒工作，如登记、计划、拆造涵洞、筹划款项等事宜。某乡20 人合股开垦生荒25 亩，自1945 年农历二月初开起，四月初完工②。
浙东抗日根据地各级干部响应区党委号召，利用空隙时间参加劳动。上虞县政府陈县长号召大家生产，提出“自给菜金三分之一”的口号，得到热烈的响应。每天下午3 时至5时，上虞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都出发去开垦荒地。鄞江区署工作同志、常备队、民运同志等为响应生产号召，在龙谷乡开垦荒地4 亩余，分组种植洋芋艿，因施肥除草工作的积极，收获量在3000 斤以上。又另辟荒地若干，种植茄子、冬瓜、夜开花。浙东行政委员会主席连柏生，亲自领导本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开荒，号召各行政机关自己劳动增产，减轻人民负担。仅1945 年4 月20 日半天之内，即开辟荒地一亩。某区区长召集该地开荒四十余农民谈话，说明开荒之重要及对农民之好处，并亲自选择一块地作为示范之用，开荒农民甚为感动，都说“这样的区长自古至今没有看见过”。②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部队与地方武装，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是农业生产中的主力军。车厩乡公所警卫班与陆埠区哨，开垦的山地约有三亩，种了马铃薯、玉米、毛豆、冬瓜、茄子等作物。1945 年6 月，三北某部在战争环境中，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伙食，垦荒地十余亩。大岚晓云乡民兵发动垦荒1000 亩，行署赵科长、民运黄莲列席指导。以黄坑畈某一区为民兵示范处，每个民兵至少种植番薯五百株，同时通告各地地主限两天内在私人土地上插标，写明自垦等字样，同时向公所登记，否则归无土地的人自由开垦，种过三年归还原主或起租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宁波是江南水乡，河流纵横密布，有不少水利资源，水利兴修与整治已成为宁波农业的重要组成。在大生产运动中，根据地军民把兴办水利作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内容，在水利修筑及其整治上作了不少努力。根据地党委、政府奖励兴办水利修筑与治理的各项政策，调动了农民兴办水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使整个解放区大部分水利工程得到了整治。
三北各地为了配合春耕，集中力量进行挖河。凡有田人家均须参加，商户则补贴一日工钱购买挖河工具（畚箕）。各乡保长担任总督工，甲长为分队长负责布置具体工作，按日七时上工，下午五时息工，早晚均须在一定地点集合，由督工点名分配，无故不得迟到早退及缺席，如违则以民主方式议决处罚。并规定河道修筑完成后，不得擅自抽水捉鱼，以免新河道崩溃④。1944 年4 月28 日，某保举行水利会议，决定疏通长约940 丈的河流一条，将原有河的深度再加深二尺，平均每亩一工，六日内完成。余上地区自1944 年成立水利委员会以来，对历年感觉困难的水利问题积极计划，不遗余力。为修筑孝义、小程西堰，水利委员会于1945 年3 月20 日召开委员会讨论，最后议决用牟山湖湖泥招工承包，发动农民义务服役，填筑阔二丈、高于堤岸平之堰身一条，外岸于水位低落时用石板堆砌。小程堰修筑工程溃决口先用土方填筑，堰身上河面用条石堆砌，堰身中部用石灰、黄泥混合加做一道，原有涵洞照旧修造。许多老百姓听见开水利会，都很高兴地赶到会场倾听委员们讨论问题，也提出了有经验的建议②。
在山区，为提高农作物产量，根据地政府提出整理旧渠、开凿新田，取得了一定成绩。据1945 年4 月18 日《新浙东报》报道，梁弄镇西畈有七十多亩地，田的左边有一条大溪，但田高溪低，无法灌溉。农民们为了增加生产，决定在大溪上筑起一个坝使水位高涨，田的中央开一条沟，水流入沟中即可灌溉田。他们把田分作三等：放水田、次放水田、车水田。经费负担以每亩田计算，放水田出经费的十分之五，次放水田出十分之三，车水田出十分之二。六十多岁的农会老会长带领六十多个农民开工，三四天就完成了。其他农民看到后，亦仿照行动。姚南陆岙乡第二保为使灌溉便利、饮水卫生起见，趁农闲期间，于1945 年1 月20日动工修掘本村前后金钩漕、瓦片漕、东漕、西漕四条河。这四条河流，计长850 丈，可灌溉1100 亩田地，需工800 工，陆岙乡第二保青年农民共有65 人参加了掘河队②。
兴修水利工程中，涌现出不少劳动英雄，周秉厚就是其中一位。周秉厚是鬓发雪白、古稀之年的老人，他一生为农民谋利益，孜孜不倦地兴修水利，他的名字在根据地妇孺皆知。1944 年春，播种季节时亢旱，河水干涸、田地龟裂，农民愁眉苦脸，周秉厚跋涉了四五天，到上虞下郭去放河水，救活无数秧苗。余上有许多堰坝年久失修，决溃倒塌，都需要疏浚，周秉厚邀请热心人士进行资助，并亲自修渠，不但为水利经费花去许多精力，还赔了许多钱，甚至把子孙留给他百年后用的殓款都补贴在水利费用上。郎厦乡的民众想把钱偿还给他，他坚决不收，农民们做了一块颂德匾额留作纪念。姚西上河水利委员会成立时，他说：“我一生誓为水利工作”，大家都称他为“水利英雄”②。
严重的虫灾使粮食颗粒无收，人民群众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威胁，也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1945 年8 月初，里东区全区1.3 万多亩田，虫灾却要占到1 万亩左右。虞东虫灾突起，中季稻和晚青大受影响，尤其是谢桥、孟尝两地。梁弄各乡农民发现中季稻、晚稻中出现大批螟虫，上虞与南山县螟虫为灾非常严重。如果不采取紧急的有效处置，将严重影响到根据地全体军民的生活以及抗战各项工作。四明地委于1945 年8 月10 日发出《开展除虫运动的紧急指示》和《两个紧急动员——党政军民马上一致行动起来，为武装保卫根据地扑灭蝗虫、保卫秋收而斗争》社论，紧急号召各级党委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除虫运动，做七点指示：1.各级党委与政府负责干部，必须立即亲自动手，调查了解当地农作物及虫灾情形，对虫灾的程度与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判断，并采取适当的对付办法；
2.凡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除备战与武装保护秋收的工作应继续加紧，任何其他工作一律暂停，动员机关工作人员、教员、学生和百姓参加除虫；
3.除虫的办法，应多研究、多创造、多交换经验，不断改进；
4.各地必须在秋收运动中布置冬耕工作；
5.不能放松领导群众的减租减息斗争，必须善于根据现实材料对农民进行深入教育；
6.切实加强对敌斗争，武装保卫秋收；
7.总结规律，把经验和问题及时报告地委，指导与推动工作。
社论发出之前，各地已经在开展除虫运动。8 月6 日，梁弄区署发出紧急布告：“查螟虫是害稻最凶恶的害虫，若不积极设法驱除，民众的生活将大受危险，特布告，希全体总动员进行围剿。兹提出几点办法，望各分头进行。如有更好办法，除各自设法外，希即告知本区署以资传布共仿进行。”办法包括石灰磨细粉，在早晨露水未干时撒在稻叶上；
烟末、烟茎等煎汁，在中午稻叶干燥时洒在稻叶上。每户人家无论男女老少都去自己稻田里捕捉螟虫⑤。8 月7 日，区党委会同南山县委及梁弄区署召集当地老农进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争取时间先动手去捉，同时继续研究更科学的办法。在区党委、地委同志的指示下，梁弄区在8 日至12 日掀起一个“五天突击除虫运动”，动员与组织所有劳动力参加除虫。大家认识到“东洋人是大虫，螟虫是小虫，两者都必须除掉”，也认清“只有多捉一条虫，才能多生几粒谷，多吃一口饭”⑤。经讨论，决定以保为单位成立中队，每甲为分队，集队出发除虫。由保长、甲长于会后连夜动员各户，另由各保农会理事通知小组长，小组长动员各农会会员，每户除留下家中烧饭者外，8 岁以上能劳动的一律出发除虫。县政府、区署、镇公所、商会及农会则分保负责协助，每晚由甲长将一甲所捉螟虫数目汇报保长并转告镇公所，以检查各保成绩。县自卫队俞政委提出要创造各种好的除虫办法，并推选了10 位有经验的镇民成立除虫委员会，以研究与领导这一除虫运动。
地委关于《除虫运动紧急指示》下达后，里东区坚决执行，发动男女老少都到田里去捉虫。人们用大竹梳捕虫，像梳头一样把稻株一一梳理过去；
用药水除虫，采集黄菇牛根和虎桐根混合煎成汁水，用浇壶浇到稻叶上去。为鼓励捉虫的热情和照顾到贫困者，区署还借款给乡保，以每斤300 元伪币的价格收买5 天。最后，一共捉了300 余斤青虫，全部用柴火烧掉。
据《新浙东报》1945 年8 月13 日报道，下管区署各界总动员除虫。8 日召开全区各乡镇农民代表会议，商量除虫办法。四明地委派周部长于8 日晚上赶到下管，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周部长号召大家说，除虫是目前最迫切最严重的问题，如果这问题不能解决，任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都谈不到了。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鲁院”同学，除留下少数最必要的，其余一律暂停工作与学习，跟随民运同志下乡突击，协助农会及乡镇保长，发动群众，组织一个广泛的除虫突击运动。9 日适为下管市日，上午市正闹时，高升舞台敲锣打鼓，高擎巨幅捉虫图画，大张彩色快报也在街头墙上出现。“鲁院”上午开动员大会，报名参加突击除虫工作的学员有73 个，午后即分成六组，配合民运同志分头去岭南、下管等六个乡镇工作。干部会议又通过组织下管区除虫委员会，选举黄处长、周部长、王区长、农会魏理事长及曾毕业于农业学校的下管徐洪漠先生等10 人为委员，领导这场突击除虫运动。
兴办各种合作社是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措施。1943 年底到1945 年间，浙东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兴办了各种合作社，诸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借贷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垦荒合作社以及专营纺纱、织布、摇袜合作社等。兴办合作社，既改善了农民生活，又为部队提供了粮食和服装，解决了衣食困难，使浙东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
中共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三北地委会议上，谭启龙要求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把组织合作社作为关心群众、发动群众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1943 年9 月18 日，四明山地区特派员办事处召开全地区合作社联席会议，进一步明确办社宗旨，要求各地通过合作社这一形式，把生产与消费、资源与劳动力结合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合作事业在前进中不断壮大。9 月29 日，慈镇姚抗建工作推进会发出关于冬季生产建设的指示，提出了开展“合作运动”，提倡生产合作，试办运销合作。10 月27 日，中共浙东区党委发出关于冬季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根据地内推动合作社运动，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鉴于农民群众对合作社性质不太明确，中共四明地委对合作社性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资金、经营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1943 年底，浙东抗日根据地相继出现了各种合作社。1944 年1 月15 日，茭湖成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并制定《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将“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协助山货的推销”纳入施政纲领，使合作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颁发《合作社示范章程》，其中第6 条提出：欢迎外地投资，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协助山货推销，推动手工业发展，以达到根据地内日用品自给自足，抵制日货之目的[2]。1944 年9 月13 日，慈南合作社成立，农民群众274 人先后认购400股，收集股金23.8 万元[3]，后来，慈南合作社发展成为生产、营销、消费综合经营的合作社。次日，四明地区召开合作社联席会议，总结了合作社运动的初步做法，号召学习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经验，并印发了《农村合作社简章》。
1945 年1 月20 日，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临时代表会议在梁弄镇召开，选举产生了浙东参议会，成立了浙东行政公署，公布了浙东地区施政纲领。谭启龙、何克希等领导人在多次会议讲话时，强调发展各种合作社，并提出奖励合作社经营的方针。1 月24 日，中共浙东区党委向浙东各界临时代表会提出，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的《浙东地区施政纲领》对共产党在浙东今后的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包括发展合作事业，其中第11 条“提倡部队机关人员的农工业生产运动，实行各种民办公助，公私兼顾的办法，发展人民合作事业”[4]。
1945 年1 月，四明特办在余姚让贤开办起合作社，因为让贤乡偏僻，没有集市，社址设在梁弄。合作社主要为农民推销笋干、竹器、木制农具等山货，对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1945 年2 月至7 月，余姚临山区双塘乡成立纺织合作社，左溪乡金岙、龙坑、冠佩、岭下、章雅山石门、鲁夹岙等6个村先后办起了毛笋合作社，解决了毛笋滞销的问题。这一年先后办起了梁弄镇农民合作社、左溪乡生产合作社、南岚乡生产合作社、浙东行政公署机关生产合作社、双塘纺织合作社、横溪毛竹运销合作社，开拓销路，推销货物，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帮助山农度过春荒。比如，1945 年3 月，章雅山村妇女集资办起合作社，把从山民家中收购的土豆、番薯卖掉，到城里买来酱油、火柴、肥皂、草纸、纱线等日用品，到村里卖给群众。梁弄生产合作社自开办到1945 年4 月，获利七万余元，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巩固了农会组织。梁弄让贤乡干部看到梁弄合作社让农民得实惠，也于1945 年3 月23 日成立生产、销售、运输相结合的综合性合作社，不久又专门办起笋干产销相结合的合作社。
大生产运动中大办各类农业合作社的同时，手工业也办起了各种合作社。1944 年春，慈镇县观海卫东山头成立妇女纺织生产合作社，织布、做袜子、做鞋子，支援抗日部队。这年9 月，镇海龙山区妇女会在龙山掌起陈家桥成立纺织合作社，并推定买棉、纺纱、摇袜、产销等四名负责人。合作社生产的产品，支援“三五”支队，还为新四军游击纵队制鞋做衣服。《新浙东报》曾以“冷天织袜子，热天织毛巾”为题，对掌起妇女合作社做了专门报道。10 月，梁弄镇办起了妇女合作社，经营生活日用品，还经营书籍、文化用品，供应当地的抗日部队。这年秋，余上县兰塘乡梅园丘成立了“双塘”（上塘、兰塘）合作社，在上塘乡办起了自己的织布厂，生产余姚土布，通过合作社销售。
浙东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除解决财政需要以外，另外一个职能是发放农业贷款，促进根据地的农业发展。贷款主要发放到荒地多的区域，以耕牛、水利农具的贷款为主，另外还有植棉贷款、青苗贷款等。关于利率和归还时间，浙东根据地民主政府对此作了规定，借实物还实物，其利率不得超过二分五厘，即借100 市斤，还本利125 市斤。借款还款并以实物付利者，应按照出借时谷价将本折谷后计算利息，其利率不得超过二分。在抗战前成立之借贷关系，如付息不满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
已满两倍者，本利停付。因纸币跌价，债务人用纸币还债而生争议，应斟酌双方生活情况适当调处。一切高利贷之契约，一律作废。货币借款发行以服务生产为要务，贷款时要切实注意贷给有组织的基本群众，以刺激群众参加组织，同时也要真正贷到基本群众手中，照顾基本工农群众，避免富农路线。
1945 年4 月2 日，《新浙东报》报道了四明专署分配各县春贷一千万元的事情。其中南山县550 万元，鄞县250 万元，嵊县、新昌、奉化100 万元，尚有100 万元暂由专署保管，视各县发展情形再行支配。该项贷款，定立夏前发放，秋收时归还。1945 年4 月20 日的《新浙东报》报道了南山县左溪乡解决毛笋问题的事迹。笋价大跌时，政府帮助山民成立合作社并给予贷款，社员建立6 个合作社，煮咸笋、晒笋干出售，笋民大受其益。1945 年5 月7 日《新浙东报》报道，四明专署为救济春荒，准呈浙东行署拨付急赈款买谷5 万斤，分配南山县3 万斤、鄞县2 万斤，对已断炊饥民施粥急赈，由当地政府具体执行。同时，为积极准备春耕，决定贷款收买山货及帮助山民进行山货运输。1945 年3 月8 日至12 日，四明特办第十次政务会议召开，指出在生产中要特别帮助抗属拟定生产计划，政府与公营的各项贷款中，抗属有优先权。大岚区署贷款采买耕牛九头，组织代耕队，帮助抗属贫民生产。代耕规则是先耕抗日军人家属，其次是清寒的地方干部、积极分子和赤贫农民。
1945 年8 月21 日，四明分区行政专署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讨论秋收秋征工作和贷款归还问题。因1944 年冬天伪币狂跌，四明专署决定合作贷款金按照一比十之比价还贷，减轻贷款农民负担。洋芋艿贷款按照原办法收回实物，或照市价折收，抗属或贫苦农民可以通过一定手续继续贷给，充分发扬了民主和对人民负责的认真态度。
四明山区野猪多，农作物大受其害。于是，四明特派员办事处把打野猪作为大生产运动中的重要任务，在全区普遍成立打猎队，展开群众性的打野猪运动。上虞县成立狩猎“清山总队”，鄞奉、慈南等地也都组织了打猎队。打野猪运动成了大生产运动的亮点，保卫了军民生产的成果。
1944 年12 月2 日，四明特派员办事处召开特派员办公室第八次行政扩大会议，主要布置四明地区冬季工作。会议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要去除生产上的障碍，打野猪必须与民兵组织相配合，四明各县先抓住一个乡作中心，然后推及其他各乡。围剿野猪定在旧历十二月开始，打野猪不专靠打枪，而是与其他办法结合起来，如设陷阱、土炸弹、毒药、打篱笆、敲锣、呐喊、搭舍看守等，做到处处打、人人打。当时提出三个口号：保护农作物，增加生产，一定要把野兽除光；
节省火药，提高技术，精心学习打枪，学到弹无虚发、百发百中；
组织武装，不但保护农作物，同时还要保卫家乡⑥。
据1944 年12 月29 日《新浙东报》报道，在政府“增加生产围剿野猪”的号召下，大岚区打猎队正式成立。大岚山区的百鹿、晓云、杖锡都是山多田少，毛竹茂密，野猪成群，群众深受其害，辛辛苦苦种起来的农作物，被野猪一打滚，全部糟蹋光，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大岚决定组织保卫队，分两队巡夜，每夜每甲一人。农会小组长做值日队长，巡夜带班。每夜2 次，每次放8 枪空枪，使野猪嗅到火药味，不敢再来。另外，又组织基干队，“战时打敌人，平时打野猪，保卫生产。”基干队积极性很高，把打到的大野猪敲锣打鼓送到三五支队司令部慰问部队和南山总办事处。晓云乡组织生产委员会打野猪、垦荒地，行署赵俞三科长在生产座谈会上说，我们有东洋人和野猪两大敌人，“要活命，只有向这两个恶人斗争！”组织生产委员会，推定方乡长、褚傅苗等7 人为委员，并互推褚凤兴为主任委员领导整个生产工作。成立打猎队，推定队长、指导员及副队长。猎手除本村的以外，再向其他乡雇佣4 人，每10 天打猎1 次，猎手每次参加由公家借给食米6 斤。打到的野猪肉除提起十分之三奖励打头枪者外，公家与打猎队对分。
东山乡各保打猎队也先后成立。1944 年12 月25 日先召开一个村的猎户会议，将优秀猎户组织起来，由乡公所帮助解决修枪买火药的困难。28 日全乡打猎队成立时，40 余名猎户每人腰间束着小刀，手里握着土枪，旁边站着一只猎狗。散会后，第五保打猎队就唤了猎狗到山上去。第二天上午10 时许，一位保长拿着一大块野猪肉送到乡公所说：“昨夜打到二百八十斤重的野猪一只！”⑦章水区农民也相继组建“土枪队”，成立打猎队，并向民主政府登记。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0多年征途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作为实践成果，探索到两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
党中央第一次正式地把大生产运动的任务提到各个抗日根据地议事日程上，是要动员全体党政军民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生产运动，这是非常及时的指示，是对浙东根据地抗日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总动员。根据地人民根据毛泽东提出“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向，经过无数曲折，才摸索出一条道路，保障了抗战的需要，维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浙东敌后根据地在生产建设事业上的成功，证明了中央指示的正确性。实践表明，浙东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之所以能够很快形成，并在运动中创造了一些成功范例，确实有历史经验可总结。
第一，生产度荒，关心群众，为大生产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浙东抗日根据地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就是全民性的生产自救运动。四明山大岚经常闹灾荒，除了热心人士慷慨助赈外，浙东区党委动员组织群众生产救灾，发展农业，从而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在生产救灾中建立的群众基础，成为新的大生产运动的强大动力。
第二，减租减息，兑现政策，解放了生产力。浙东区党委成立后，把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作为重要任务，根据地的几次减租减息运动，在财政税收政策上维护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使农民群众感受到经济上的宽裕，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投入新的大生产运动中。例如，1943 年8 月，三北地委总结了二五减租的经验，做出《关于今年实行二五减租的决定》，规定交租额最高不超过土地正常年产量的35%，最低不低于20%，副产一律归佃农。当年，三北地区有105 个乡减了租，约占全部141 个乡的75%。减租使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得到好处，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让他们满腔热情投入大生产运动中。如果没有1942 年以来的减租减息，也就不会形成大生产运动的主力军，新的大生产运动就不可能坚持长久。
第三，改变党员干部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党员干部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都不算好领导。谭启龙、何克希、连柏生等机关工作人员带头开荒，努力发展生产，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也进一步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对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重大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自上而下的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大生产运动。
第四，劳动互助合作提高了生产力。在生产中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形式是合作互助，以慈南区为例，合作互助的劳动形式有：1.“生产小组”，以田畈分段，甲段田畈有10 户人家种，就将这10 户组成一个“生产小组”轮流防止野猪破坏粮食，可节省劳力十分之九；
2.“帮工队”，这是一种临时的不固定的形式，采取“调工”的方法，调剂劳动力的余缺，解决生产中的困难；
3.“合工队”，每队由三人以上组织而成，各人出资本和劳力，收获以后集体分红；
4.“代耕队”，专门帮助抗日军人家属义务代耕，由积极分子、保甲干部或全保壮丁轮流代耕。劳动互助合作，不仅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一，实行自愿原则。互助合作劳动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并且照顾到每一位成员的实际利益，使他们从现实中得到好处。其二，坚持等价交换原则。在生产中，必须坚持等价交换原则，浙东根据地的农民在生产中形成了比较理想的折工办法，每个成员按其土地多寡、手艺好坏、体力强弱，经大家讨论，确定其工数。其三，自力更生原则。互助合作要本着自力更生原则，最大限度地动员地方资金，减少政府贷款。
[注释]
①转引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第27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
② 参见《新浙东报》1945 年3 月28 日报道。
③参见《新浙东报》1945 年6 月1 日报道。
④ 参见《新浙东报》1945 年5 月1 日报道。
⑤ 参见《新浙东报》1945 年8 月10 日报道。
⑥ 参见《新浙东报》1945 年12 月13 日报道。
⑦ 参见《新浙东报》1945 年12 月29 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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