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然, 杨振芳
（1.广西医科大学信息与管理学院，广西南宁 530021；
2.玉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广西玉林 537000）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多重挑战，国际组织成为多数国家协调、监管高等教育的最佳平台选择之一，并将其在全球高等教育舞台扮演的角色由政策建议者转变为实践参与者。其中，世界银行（World Bank）是全球最大的国际发展研究机构和教育资助者。[1]起初，世界银行是为欧洲战后经济恢复而建立的，随后逐步将活动范围扩展到资助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银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及自身发展需求，认可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效用，开始长期对部分有需要的国家进行教育援助，具体范围涵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银行向“知识银行”转型，并在同一时段介入越南教育改革，对其施以援手，开展一系列为期20年的教育援助项目，在高等教育领域援助的核心项目共7项，累计投入5.958亿美元。其中，以“第一阶段高等教育项目”（The First Higher Education Project，简称“第一阶段项目”）和“第二阶段高等教育项目”（The Second Higher Education Project，简称“第二阶段项目”）时间最长、成效最佳。[2]这些援助举措不仅弥合了越南本土高等教育需求的缺口，而且极大地提升了越南高等教育管理水平。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既是越南对外开放的黄金时期，也是世界银行开始向“知识银行”转型的关键节点。为实践这一转型理念，教育援助成为世界银行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贫的主要途径，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同时，恰逢越南政府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并力图在高等教育领域有所作为。基于此，世界银行为越南高等教育提供教育援助项目，希望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减少贫困率，并通过“知识银行”转型，改变自身在全球高等教育中的角色定位。
（一）理论背景：人力资本理论助推高等教育被重视
人力资本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经济研究并被各方重视，其中将教育视为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消费的主张得到世界银行专家团队的认可。相关报告提出：“个人投资教育是因为它是有利可图的；
这种投资提高了国家和个人的收入水平；
工人有了充足的技能和能力，就能够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水平，在现有工作和新的工作岗位上都能更好地工作，从而使他们的产出水平更高，实现经济扩张。同时，人力资本理论中的成本效益分析和收益率计算说明教育成为促进经济效益的手段，受教育者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工资。”[3]这种“谁受益谁付费”的思维方式为世界银行的教育成本分担政策提供了理论论据，即至少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负担从政府转移到家长和学生身上，具体表现为引入学费机制（或大幅增加学费）、收取住宿费和学杂费以及减少学生补助金。同时，学杂费机制帮助政府减少公共教育支出。这些观点成为世界银行对外教育援助的理论基础，并设计出通过引入基于成本回收的教育融资体系，即为学生提供助学贷款进行的援助项目。
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导下，世界银行发现并认可高等教育援助的重要性。2000年，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险与希望》（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eril and Promise）通过对教育回报率的研究，使世界银行认识到相较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具有更大的社会效益。[4]因此，世界银行基于高等教育独特的公益性与产业性特质，将其视为发放贷款的重要领域。放贷目的在于创建可自由调节的市场、可持续的治理模式，通过公共部门的重塑帮助国家经济融入全球市场。换言之，世界银行主要通过资助高等教育使各国政府改革其相关政策和实践。2002年，世界银行再次发表报告《建设知识社会：高等教育面临的新挑战》（Constructing Knowledge Societies: New Challenges for Tertiary Education），指出知识经济不断演变的性质凸显了某些高等教育系统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建设地方能力的弱点。其中，发展中国家最有可能被排除在世界经济动态之外，这种边缘化不仅导致“人才外流”，而且还会导致地方问题被忽视和推迟。[5]据此，高等教育援助成为世界银行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内生动机：“知识银行”定位促使教育援助获得认可
国际组织通过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卫生、教育、环境、安全、贫穷、人口、妇女儿童等众多人类生存和发展相关的领域，成为左右世界局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各有发展的侧重点，影响方式也不相同。世界银行作为金融类国际组织并非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而是希望通过提供贷款和投资的方式推进人类整体发展。它的投资领域早期以基础建设为主，后期致力于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反映其发展目标取向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
在教育领域的探索亦如此。1996年，时任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提出世界银行转型为“知识银行”的发展定位，侧重于通过其思想的力量而不是通过金融影响力来影响政策改革，其口号是“我们没有多少钱来消除贫困，所以不要为了钱来找我们，而是为了我们高质量的建议”[6]。这一举措使世界银行在教育领域的角色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可以说，完成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型。同时，此举旨在将世界银行转型为政策制定领域的“活跃参与者”，并巩固世界银行作为知识和经验的“储存库”与“扩散者”，以及知识经济推动者的全球领导地位。[7]因此，教育产业成为世界银行贷款战略的新焦点。
基于上述认识，世界银行在对越南的援助中注重高等教育项目的政策影响力。恰逢当时越南处于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世界银行利用越南推出“革新”（Doi-Moi）政策的契机，推出一系列教育援助项目，在越南国际化意识不断觉醒、经济体制由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下的多部门经济转变的大背景下，实现广泛传播世界银行自身的政策思想的隐性目的。同时，世界银行为越南引进大量的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并从同一地区的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各种教育项目中汲取经验教训，促使越南高等教育走上国际化发展道路。[8]由此可见，世界银行在此过程中一直以“知识银行”的形象示人，并认为这符合越南教育领域的实际情况，从而实现其侧重于通过思想力量而不是通过金融力量来影响被援助国的政策。
（三）外化机遇：越南自身发展诉求需寻觅外援
1975年，越南统一后以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形式谋求发展，由于南、北部不同的经济体系和条件难以融合，进展令人担忧。越南经济陷入危机、生产停滞、通胀飙升、经济封锁，经济发展困难重重，社会大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受到打击。直到1986年越南政府通过革新政策，从集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形势才有所好转。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越南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国内外关系改善等方面取得了迅速进展，但越南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仍处于低迷状态。恰逢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解除对越南的贸易禁运，越南的教育事业才得到蓬勃发展。一方面，高等教育领域快速发展。越南高校大量引入西方的书籍和课程材料，英语成为第二语言；
越南经济对外开放，外商投资比例增大，高素质劳动力诉求增多；
学生、教师、学者的国际人口流动率提高。[9]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变化给越南高等教育体系带来了压力。在美国解除对越南的禁令后，国际投资者纷纷将目光投向越南，视其为一个成熟的创业国家、一个相当大的发展市场以及东南亚经济体中重要的地区参与者。大量国际投资者前往越南考察市场潜力和商业环境，但当地合格劳动力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成为困扰投资者的最大阻力。
由此可见，基于日益开放的政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增加，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使当时的越南政府把目光投向高等教育领域。但由于自身经验不足且国力有限，徘徊在如何发展高等教育十字路口的越南政府对外界释放出需要援助的信号。一直关注越南发展的世界银行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顺势提出了合作意愿。同时，世界银行在成为越南政府2006—2010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后，又利用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经验，提出要构建能够培养出适合新经济需求的毕业生的高等教育体系。[10]这不仅有助于越南建立一个高质量、创新性、契合市场需求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且也有助于为越南培养学术型、技能型人才，并为其经济扩张和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奠定良好的基础。
世界银行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介入越南教育体系发展规划，并提议构建成本分担和成本回收的财政管理体系。随后，世界银行对越南开展了为期20年的教育援助项目。其中，1998年实施的“第一阶段项目”旨在提高越南高等教育机构的能力、质量和效率。2007年实施的“第二阶段项目”旨在实现“第一阶段项目”尚未完成的目标。在长达15年的援助计划中，侧重于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贷管理体系建设以提高援助效率；
二是办学资金的来源多样化与办学质量的提升；
三是利用针对性资助加强教育公平。
（一）顶层设计：构建全新信贷管理体系以提高援助效率
越南高等教育实行中央集权制，权力过于集中使高等教育机构的自我管理能力欠缺，与科学研究、企业、行业和雇主之间也缺乏密切联系。世界银行认为，这对高等教育系统应对日益增长的市场经济需求的能力有极大的限制。
据此，世界银行不仅为越南设计筹资新体制，而且还创造与其相适应的新部门和新社会关系。在世界银行介入之前，越南负责信贷协议的主要机构是教育培训部（Minister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但世界银行额外设立了一个项目协调单位（Project Coordination Unit）作为特别执行机构，专门负责“第一阶段项目”与“第二阶段项目”的筹备和实施阶段的全面协调工作。事实上，项目协调单位是世界银行附属的联络处，负责所有项目的会计核算、项目的执行以及为各大学提供咨询服务。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在“第二阶段项目”中该机构更名为项目管理单位（Project Management Unit），并提高项目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配额和权限，尤其是对整体项目的协调、监测和监督职能。同时，每个接受资助的大学都必须设置教学和科研补助金管理小组（Teaching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Grant Management Unit），配备相关工作人员在子项目实施过程中予以维护。[11]
为提高自身决策的权威性，世界银行要求各管理单位按要求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并在其子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全程监控。这相当于建立一个由工作人员实践世界银行理念的传播网络。同时，在“第一阶段项目”和“第二阶段项目”的贷款条件和契约中，世界银行详细部署要求建立完善的管理机构，并通过这些机构对中央一级（部）到机构一级（大学）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施加影响。该举措将科层管理系统设计成独立的权威机制，创造了一个“蜂巢状”的联通网络，便于传播世界银行的全球价值观和思想理念。其中，教育培训部作为最高管理机构，委派一名副部长专职管理项目，并接受部门间项目咨询委员会（Interministerial Project Advisory Committee）和内部审计人员的政策建议。同时，项目具体运行由项目总监负责，下设三个分支机构，一是政策制定的能力建设，二是大学能力建设教学与研究，三是项目管理和监控，三个分支机构均内设了不同的工作小组各司其职，保障项目的运行效率。[12]
（二）良性竞争：办学资金的来源多样化推动教育拨款合理化
在世界银行援助之前，越南高等教育机构的政策和资金筹措都是中央政府统一决定的，主要依据是招生计划。这既不利于高校可持续发展，也影响越南高等教育体系发展。因此，世界银行针对越南高等教育问题开出的“处方”蕴含了其自身的价值观，即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创造一种竞争精神。换言之，世界银行的真实目的除了为越南高等教育市场创造条件外，还将市场视为分配资源和机会的有效机制。世界银行希望通过在越南高等教育市场的实践，验证其教育福利的私人回报率分析，即将个人和家庭视为主要受益者，使其成为支付者，从而证明其教育收费及定价方法的合理性。
作为“第一阶段项目”的补充，“第二阶段项目”的实施时值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之际，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与越南寻求大量拥有丰富知识的技能型人力资源的诉求相匹配，可为国家经济体量扩张和融入全球市场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该项目进一步强调世界银行对越南高等教育的发展愿景。首先，进一步重点完善政策制度，提升高等教育治理、高等教育融资和高等教育质量改善方面的能力（约投入480万美元）。其次，重点提升高校办学质量，通过提供教学和研究创新补助金提升大学的教学质量与科研能力（约投入6140万美元）。最后，完善配套管理体系搭建，资助领域包括项目管理、项目评价以及发展规划、财务管理、采购和通信领域管理项目（约投入430万美元）。[13]
总体而言，“第一阶段项目”和“第二阶段项目”为提升越南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对其进行实质性的结构变革，包括在大学绩效监测的基础上引入竞争性机制，使高校培养出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同时，为修订高等教育定价结构奠定了基础，包括学费、学生贷款和奖学金计划，以减少公共预算。
（三）均衡发展：针对性资助加强教育公平
通过“第一阶段项目”的实施经验总结，世界银行意识到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偏低、项目实施存在明显短板。为加强越南高等教育结构的均衡化发展，世界银行采取有针对性的资助措施。在第二阶段中侧重于教育公平，加大维护弱势群体，如女性、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学生的受教育权。例如，在“第二阶段项目”的受资助高校中，有5所位于贫困地区的学校在世界银行的资助报告中被认定难以按期偿还贷款，[14]但这些学校因代表着少数民族学生和贫困地区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而入选。
虽然两次援助项目都是根据高校的竞争性提案向其提供补助金，但在第二阶段中有针对性地弥补了第一阶段存在的不足。“第二阶段项目”资助对象首先由越南教育培训部根据其教育质量和接受资助的准备情况而筛选，得到教育培训部指定资格的高校才能获得资助。资助高校数量从36所减少到22所，使项目资助力度更加集中。同时，第二阶段还将申请拨款的次数从三次减少到一次，并允许越南教育培训部在项目生效前提前批准部分拨款。在受资助的22所高校中，有17所大学是位于越南经济水平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的精英高校。世界银行认为，这样的学校能够吸引来自富裕城市家庭的收费学生，有利于其融资政策的成功，并成为后期越南大范围推广的典型案例。[15]
世界银行通过“第一阶段项目”和“第二阶段项目”前后累计对越南投入约1.74亿美元[16]，在越南高等教育援助中取得三个方面的进展。一是初步完成高等教育管理体系建设；
二是高校教学质量大幅提升；
三是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办学类型得到增加。
（一）制度完善：初步建成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与竞争性融资机制
“第一阶段项目”和“第二阶段项目”的援助重点是通过高等教育改革为市场经济提供高素质劳动力，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帮助越南降低人口贫困率，以及通过高等教育资源合理分配创造新的财政拨款模式以促进教育公平性。因此，两个项目首先强调越南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成效彰显在四个方面。一是促进管理权下放，将原属于政府的高等教育直接管理权下放到学校层面。世界银行设计的“第一阶段项目”给予个别大学更大的自主权，并鼓励发展非公立高等教育，以便在不同类型的大学之间创造一种促进提升的竞争氛围。二是提高机构自主权，通过以竞争性资助机制的形式提供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使大学能够自主设计机构战略规划，而不是完全依照教育部门的统一计划。三是强化公共问责制度，既要求各大学系统地收集和披露其有关业绩的信息，也要求教育部门健全国家级质量保证体系，并通过满足世界银行对高校筹资建议的要求，使高校既参与自我评价也参与外部评估。四是使各部委对制定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性形成一致和系统的认知。
在此基础上，“第一阶段项目”和“第二阶段项目”加强竞争性融资机制建设，使越南高校的资金筹措能力得以提升，从而提升办学质量。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高校之间的竞争力。例如，“第一阶段项目”资助名单由非公立大学在内的10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参与竞争，遴选其中36所大学给予资助，获选高校与政府（如教育培训部）建立了一种“合同关系”，需要定期进行绩效监控和审查。[17]相较于之前的政府定额拨款，此举有利于高校自身奋进。二是增加高校经费来源渠道。世界银行的财务分析报告显示，如果越南政府在项目结束后继续推行高等教育质量补助金计划，那么高校经费来源将得到丰富，由原来仅依靠政府拨款变成政府常规性教育预算、学费收入、成本节约、研发活动这四个方面。[18]
（二）提质增效：高校教学质量大幅提升
“第一阶段项目”和“第二阶段项目”实施后越南高校教学质量提升明显。从宏观统计数据上看（见表1），在2017年项目结束后，越南高校学生入学率相较于之前增加了约13倍，尤其是在世界银行教育援助项目开展的1997—2011年间，增速较高。其中，1997年起毕业生人数逐年增长，表明辍学率有所下降。当然，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但其投入的大量资金对越南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师资培训、科研能力、教学质量提升设置了专门的项目扶持，是越南高等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助力。
表1 1987—2019年越南高等教育系统发展规模
从微观领域而言，一是参与“第一阶段项目”和“第二阶段项目”高校的学生标准化测试的平均分数都有所提高，两组大学平均完成本科学习的时间都有所减少。二是科研水平得到提高，在“第二阶段项目”支持的249个研究项目中，共资助了1162篇国内发表文章和645篇国际发表文章，远远超过既定目标。在同一时期国内和国际发表文章的总数有所增加，大约是年发文量的两倍。虽然这不能完全归因于“第二阶段项目”，但它的经费支持起主要作用。三是项目运行期间为开展科学和技术相关项目的大学提供的资助份额日益增多，从5.2%增长到11.8%。四是毕业生就业能力得到提升，并为学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五是提高教师整体学历水平，在“第二阶段项目”中对教师参与研究生培训和短期课程提供专项资助，使大学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有所上升。[19]
（三）受益面广：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并丰富办学类型
世界银行教育援助期间，越南高等教育的体量和质量都得以提升。越南调查数据显示，在1992—2006年，25～55岁的人口中没有完成最低教育的比例从23%下降到不到1%。而在2006年，25～55岁人口中约有5%进入了本科阶段，提高了教育普及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同时，高校招生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90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160多万人。[20]世界银行调查报告显示，在“第一阶段项目”中，大学毕业后6个月内出国的学生人数从1.7%增加到2.4%。六个月内找到工作的学生比例从68.4%上升到72.4%。[21]此外，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同样得到重视。根据越南教育培训部的统计，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呈现增加的趋势，从1999—2000学年的0.2%上升到2006—2007学年的0.5%，在2017—2018学年达到6%。[22]
同时，“第一阶段项目”和“第二阶段项目”间接丰富了越南高等教育办学形式，促进了私立教育的发展。在1988年之前，越南高等教育只存在公立办学一种形式。在美国解除禁令以后，越南开始修改相关政策，出台允许谨慎引入非公有制投资的法律，高等教育机构办学出现民办、半公立和私立三种新形式。越南政府于1999年8月19日颁布的《第73/1999/ND-CP号法令》（Decree 73/1999/ND-CP），鼓励非公有制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鼓励向这些机构提供公共财产，免除土地税，并支持公立学术机构的教职人员转向非公立机构工作。2005年，越南政府颁布《2005年4月18日第05/2005/NQ-CP号决议》（Resolution 05/2005/NQ-CP April 18 ,2005）为民办大学提供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并决定逐步取消“半公立”类型，将其转型为民办或私立大学。[23]由此可见，越南私立高等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并在整个供应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重要。截至2009年底，越南共有412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70所为私立机构。[24]
世界银行的教育援助有效地提升了越南的高等教育质量和数量，但由于不同国家价值观念的差异，使世界银行教育援助计划在越南的实施面临诸多困难。一是革新开放之前越南民众长期缺乏接触外来事物的窗口，且世界银行推行的私立教育与越南以往提倡公立教育的体制相冲突，不利于政策改革；
二是越南政府管理的公开性与透明度不足，制约项目的进展效率；
三是越南政府管理权限过于集中，不利于进行跨部门、多机构协调参与的项目管理。因此，世界银行在考量越南自身价值因素的基础上调整其援助策略，主要实践方式包括树立权威形象，增加政策制定的话语权；
引入竞争性融资机制，促使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改革；
联合本土学者发声，扩大政策的公众影响力。
（一）树立权威形象，增加政策制定话语权
世界银行利用知识经济推动其全球领导地位，在越南政府层面不断提升政策制定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以此提高援助项目的实施效率。
首先，世界银行根据实践判断越南教育培训部受限于自身权限，在部分教育经济数据收集和政策制定方面存在困难。为应对这一挑战，世界银行选择与行政权力更高的计划投资部（Ministry of Planning and Investment）的教育融资部门（Vietnam Education Financing Sector Study）合作，并将所有工作组都统一归属给计划投资部主持的高级指导委员会管理，还包括其他政府机构的成员。世界银行这一举措既有利于获得教育研究所需的各项政府机构的官方统计数据，又利于提升政府跨部门层面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其次，世界银行致力于促进援助国提升政策制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特点是政策制定中跨部门交流、参与的行为越来越多。一方面，多部门共同对政策制定进行决策，提升越南本土社会对世界银行研究结果和政策建议的拥有感，有利于相关政策的后期推广。另一方面，世界银行通过控制教育融资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主要途径是设计重要研究课题，得到的数据交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分析和解释，并形成书面报告呈现给越南民众、各界学者乃至国际社会。这些报告将成为越南政府的决策依据。
显然，世界银行利用其专家权威对越南教育系统的问题进行分类和界定，类似于医生给病人开出诊断和处方。通过与越南中央政权中最有影响力的部门合作，并大规模地进行全面的研究，使世界银行的影响力扩散至越南各级政府部门。换言之，世界银行的威信通过自我诊断和自我治疗得到扩大，其所扮演的机构角色既是“当权者”，又是“权威者”。
（二）引入竞争性融资机制，促使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改革
世界银行进行教育援助之前，越南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实行中央管理机制和预算补贴制度，对高校的相关政策制定与财政投入主要基于对学校招生计划的预判。实践证明，这样的管理体制不利于越南高校的健康发展。据此，“第一阶段项目”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建立新的筹资机制，具有可持续性、有竞争力、灵活性等特征。此举是根本性变革，旨在越南经济转型背景下引入融资机制，实现路径是从贷款中提取一笔特别资金以竞争方式提供给符合某些资格标准的大学，评判标准是学术和科研能力、财务表现、绩效监测和机构战略规划。这一举措促使越南高校重视教育质量，并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进行财务调整与重组。
该政策工具的合法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出导向被视为建立绩效和质量监控机制的杠杆。二是通过在常规资金基础上向合格大学引入质量改进补助金（Quality Improvement Grants），使资助形式更为灵活、更具竞争力。由此可见，世界银行以相对较少的资金，通过设计科层管理体系和独立的运营机构，改善了越南高等教育的管理机制。尽管这一由契约关系推动的竞争性融资机制尚处于早期阶段，但具有取代当前集权式管理的趋势。这一新的治理机制、竞争风气和新意识形态将市场与竞争力视为分配资源和提高质量的有效政策工具，也是越南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总体规划的基础。
（三）联合本土学者，扩大政策公众影响力
由于世界银行推行的私立教育与越南以往提倡公立教育的体制相冲突，在推行过程中受到来自民意的阻力较大。例如，在革新开放之前，越南教育实行全免费制，这极不利于世界银行推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同时，相较于外来组织，越南本土专家的学术和政治观点具有更大的制度权威，且他们一般都是政党成员。为更好地获得民意基础，世界银行鼓励地方参与政策制定，包括政府部门的高级干部和学术界人士。世界银行邀请在西方受教育和生活的海外越南学者与当地学者一起，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高等教育改革，从而创建越南精英知识分子网络，扩大其政策的公众影响力。
同时，世界银行利用越南政府为挽回早年流失海外的侨胞而颁布的相关人才引进政策，聘用大批海外越南学者作为“国际顾问”或“技术顾问”，与越南政府雇用的“国家顾问”合作，主要任务是调查和分析越南高校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便为申请世界银行贷款作准备。由于这些都是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的越南裔学者，是具备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越南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有透彻的了解，他们所提出的建议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世界银行和越南教育培训部的政策文件都采纳了他们公开表达的部分观点，在“第一阶段项目”和“第二阶段项目”中表现突出。一是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目标、战略和计划的制定与重塑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专业知识使世界银行推行的举措更具权威性，其本土价值观又为改革议程带来针对性。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规范和观念传播途径。这些学者通过举办免费的公开讲座、出版书籍、与当地学者合作撰写各类文件等，分析了世界银行提出的政策主张及其对越南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些成果通过大众媒体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使新的行动者间接参与了决策过程，即世界银行为专家开辟了发声渠道，并改变了民众长期以来认为教育问题只由政府决定的陈旧观念。
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各国都面临相似的挑战，而民族国家的本土性和自主性在此背景下如何发展成为值得商榷的话题。世界银行作为影响力巨大的国际组织之一，塑造了国家之外的权威形象，成为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之外的第三方决策主体。民族国家越来越多地与国际组织和市场分享决策权，并将其教育系统和目标与其他地方的国际标准和做法进行比较，这一事实可能会促进各国之间更大程度的同质化或教育政策的趋同。
就援助内容而言，世界银行通过将全新的治理理念和决策模式带入越南当局被其接受，并使之融入国际舞台，已成功将越南改造为民族国家在教育领域应对全球化的模板之一。换言之，越南通过世界银行政策性贷款项目来审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和转型，在世界银行介入后越南发生的变化，如经济增长、就业岗位增加、新思想增多、信息和资源的流动频率增高，都被视为其融入国际舞台的积极反馈。
就援助效果而言，“第一阶段项目”和“第二阶段项目”都实现了特定的目标与使命。一是帮助越南提升高等教育体量和质量；
二是将自身的全球化高等教育政策思想引入越南，即世界银行无疑也在越南寻求巩固自己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机会。同时，这些观点在世界银行对越南教育援助的应对策略中得到印证，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基于回报率理论为援助对象提供一系列“短期教育政策菜单”（Short-term Education Policy Menu）是世界银行在各借贷国使用的短期政策选择。一般包括三种路径：建议通过引入用户收费来削弱公立高等教育；
发展信贷市场；
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权限下放并增加私立教育。[25]这些举措也属于世界银行整体宏观经济调整方案的一部分，与金融、贸易、税收和工业政策等措施组合，旨在保护低收入群体的法规列表嵌套，共同作用于被援助国。
就援助对策而言，世界银行通过规范顶层设计，采用自上而下的实施路径对越南进行教育援助，在越南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越南决策层在其中扮演着相对被动的角色，他们没有对引进的理念做出反应和调整，而是被动地接受，在制定实践计划和执行政策方面过分依赖外部参与者。可以说，越南决策者深受国际组织强加的政策思想的影响。
综上所述，世界银行的援助对越南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世界银行利用其贷款规模、全球影响力、专家智囊团和政策影响力将继续巩固自身在教育领域最强大的国际组织的地位。随着影响力网络的不断扩大，世界银行在应对与改善教育问题方面有更为超前的理念和实践。另一方面，越南在面临政策借贷和外来组织左右其决策当局时，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对选择采取何种政策保持警惕和谨慎。因此，被援助国要具备应对变局的能力，在发生任何变革之前建立相应制度，以立预破，方能更好地应对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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