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
（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制度深入人心，士庶矛盾日益加深，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现象。除了士庶矛盾，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南人和北人的矛盾。孙海洋在《论南北朝时期南北文风差异的原因》中指出，在魏晋以前南北文化的差异不大。①在文化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南人和北人的矛盾冲突也较小，而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惠末大乱，怀、愍崎岖北方，卒无所就，而元帝立国江东……其力不复能勘定北方，而仅足退守南方以自保。”于晋室南渡形成了南北士族杂居一处，本土士人和南渡士人在各方面之间势必引发矛盾冲突。而《世说新语》作为魏晋时期著名的志人小说，就出现了许多南北士人之间互相讽刺对抗的例子，这种差异和矛盾的体现是多样的。有政治上的利益冲突，有语言上的差异，也有文化习俗上的不同，这些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魏晋时期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发展。
在西晋后期，“永嘉之乱”之前，已有一批有先见之明的人士举家搬迁至江南，而到了“永嘉之乱”时大批的流民由北方迁至南方，世家大族也不例外，以至于东晋和之后的南朝统治者们设置侨州郡专门用来管理流民。杨筠如在《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写道：“吴姓在政治地位上的地位总不能与侨姓相比。”③这里的吴姓指的是南方士族，而侨姓指过江南渡的中原士族。由于统治者和大量的官员都是北方人士，政治权利牢牢把控在北方人手中，引发一些南方人士内心的不满，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江南士族受到中原士族的歧视，由此展开南北士人的对抗。在《世说新语·方正》第十八则中：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④
在古人面前直呼其长辈的名讳是对当事人极大的侮辱和不尊重，陆机、陆云出身于有名的江南吴郡陆氏家族，是三国时期东吴有名的高门士族，而卢志出身于范阳卢氏，自东汉以来一直是中原地区的名门望族。卢志和陆机素不相识，本无过节，在这里他羞辱陆机更多是作为北方人的优越感和对南方士人的不屑。陆机如此显赫的门第尚且如此，其他江南普通的士人境遇只会更加艰难了。《宋书·五行志》写道：“故吴人风俗相驱以急，言论弹射，以刻薄相尚。”⑤这也许是长期受到北方士族歧视的江南士子做出的反抗，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弹，陆机作为江南士族的代表，这种反唇相讥也是长期受歧视下的爆发。
中原人士歧视南方人士并非针对陆氏兄弟，余嘉锡在《笺疏》中《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十二则内引《晋纪》：“周浚举华谭为秀才，王武子嘲之。”⑥《晋纪》的作者干宝有良史之称，可知所记不虚，当时对南方士子的歧视是普遍的。类似带有歧视性的对话也多次出现于《世说新语》中，《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十二则：蔡洪赴洛，被嘲“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⑦《世说新语·言语》第八十一则：王修龄在东山之时十分贫困，陶胡奴派人送了一船米送给他，他却回绝“王脩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⑧；
《世说新语·排调》第四十一则：刁凿齿和孙绰素未谋面便互相攻讦，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⑨这些事情都被堂而皇之地写进《世说新语》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是习以为常的，南北士人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其中陶胡奴的例子除了涉及南北士人的矛盾，也涉及到士庶之分，放到这几个例子之中也是主要侧重于其中体现的南北士人的矛盾。
南北士人的矛盾斗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甚至发展成互相攻讦谩骂的地域歧视，北方士人称呼南方士人为“貉子”“貉奴”，南方人则讥讽北方人为“伧父”“伧鬼”，萧虹在《世说新语整体研究》第四章讨论的南人与北人时，细致地描述这些称呼的使用。⑩南方士人因为在政治上处于劣势，所以更加注意举荐和提拔南方士人。《晋书》卷五七《吾彦传》记载陆机、陆云兄弟因为吾彦答诏时对他们的父亲不尊重，就对吾彦加以攻讦。这是二陆心中的士庶之分作祟，吾彦出身微贱，所以才被陆机、陆云兄弟轻视。与二陆兄弟同为东吴人士的尹虞则规劝“吾恐南人皆去卿，卿便独坐也”。这句话直击要害，因为陆氏兄弟属于东吴人士，在政治上常受中原士族的排挤，士庶之别与南北之别先比自然没有那么重要，二陆因此悔悟，决定重新维护南士集团的稳定性。南北士族文人对抗从文斗到武攻，极不利于政权的稳定，东晋初年就发生过江东士族豪强的叛乱，所以颇有远见的张华、王导便一直提倡南北的融合。
陈寅恪在《东晋南朝的吴语》中提到“晋朝之际，洛阳及地区的口音，被当作标准口音。南渡建康后，士大夫阶级仍操这种话，作为官方语言”。从西晋时开始，一些由江南入洛的江南士族，为了不受中原士人的讥笑，更好地融入中原，开始注重学习洛语。如《世说新语·豪爽》第一则，王敦因为说话有吴地的口音，而被人耻笑；
《世说新语·轻诋》第三十条：作为北方僧人的支道林称王徽之兄弟的吴侬软语为“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尽管南北语言各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中原人在政治上的优越性，使得南人在语言上也亦步亦趋，不过吴人学习洛语和使用洛语的情况不同，在东晋南朝时，官吏对士人使用的是洛语，而对庶人使用的则是吴语。所以使用吴语和洛语不仅是各地方言的差别，更多是士庶之分，体现的是阶级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朝时才有所缓解，不过当时官方的文件以及作诗等文学活动大多还是使用洛语，社会上还流行洛生咏。对于洛生咏和社会上流行说洛语的现象也有人发表了不同的声音，在《世说新语·轻抵》有人问顾恺之为什么不作洛生咏，顾恺之回答“何至作老婢声！”，他用“老婢声”来形容“洛生咏”表明对此的不屑，既有对当时洛生咏的批评，也有南方对全民学洛语这种风气的不满。
如果说南方士人学习洛语是因为政治服从的话，那北方一些政治家学习和使用其他地区的语言，则是政治上的怀柔手段和收服人心的策略。王导作为东晋的开国元老很早就认识到统一南北士人的重要性，他也曾多次劝谏元帝任用南人，赏以高官厚禄。在《世说新语·排调》第十三则：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渹”在吴语中是“冷”的意思，这里刘惔的询问似乎带有轻蔑的意味，是北方士人对吴语普遍的看法，而王导则不同，他求真务实想拉近南北融合，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良苦用心。除了说吴语拉近与南方士人的关系，王导还会根据实际需要去说不同地区的方言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在《世说新语·政事》第十二则中，王导出任扬州刺史，有许多宾客前来道喜，大家都喜笑颜开，唯独一个临海的任先生和几位胡人不高兴，王导则先恭维任先生，再走到胡人面前用胡语说祝福话，使得“群胡同笑，四坐并欢”。从这些我们能看出王导的语言应变能力很强，能随时因为政治需要而转化语言，这些更多是王导政治上的手段，并不能代表北方士人的态度，并且在王导所留存的诗文等作品中，使用的也是官方语言洛语。
晋室南渡，南北士人杂居势必在语言方面也会相互影响，虽然大都是南方士族积极学习洛语，不过南方的方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普通话也就是洛语。观察《世说新语》可以发现这里出现了许多具有南方方言特色的指示词和实词，如“阿堵”“尔馨”“如馨”这些词只出现在南朝的文学作品中，此前并未出现过，并且这些词的发音与吴方言的发音也很相似，可以推断大概是受南方方言的影响。这也能看出当时南北交流以及南方经济的繁荣带动词汇的发展和语言的丰富，南北士人杂居在语言和语音的相互影响。
《礼记·王制》中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其饮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饮食文化的不同在文学上也多有表现。《世说新语》中不止一次出现了南北饮食方面的对比，有时甚至出现以物喻人用来一较高下。《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十六则：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斜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王济出生于西晋时期著名的太原王家，作为一个北方人，他对羊酪大加赞赏，并非是羊酪是多么美味的食物，更多是借羊酪比喻北方的人才，认为江东地方偏僻，连羊酪这样常见的食物都没有品尝过，也说明中原地区人才济济，非江东地可以比肩。陆机自然听明白王济的话外之音，以江东的莼羹胜过羊酪反击，莼羹即菜羹也是江东地区常见的食物。王济平素就是目中无人、奢侈成风的纨绔子弟，他的奢侈比石崇有过之无不及，《世说新语·汰奢》记载他家宴的蒸小猪，味道十分鲜美，竟是用人乳来喂养小猪的。除了个人品质王济的才华也在陆机之下，所以这番嘲讽自然站不住脚，只是北方高门对南方士人的偏见。不过随着南北士人杂居时间的进一步推移，羊酪这样的食品也不断被南方人接受。
除了羊酪和莼羹的对比，《世说新语·简傲》第五则中记载陆机刚去洛阳，想要在京师有所发展，在张华的建议下，打算去拜访刘宝，在丧制期内的刘宝只问了“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长柄葫芦是古代用来装酒的器具，在丧制期内，也是不应该饮酒的，这里刘宝只是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也就是不会对陆机进行推荐。这里表现了中原士族的傲慢和目中无人，也是当时南北士人矛盾对立的表现。
南北方不同的食物不仅可以用来借物喻人，还可以代表思乡。在《世说新语·识鉴》第十则中记载一例因想念家乡美食而决定归乡的故事：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
张翰回乡并非表面所见是因为思念家乡的美食，《世说新语》也表现出张翰是因为隐约预见到齐王的失败，齐王是“八王之乱”的参与者，他在击败赵王之后成为朝廷政权的实质掌权者，可是他的奢靡和攫取权力方面与赵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张翰在看清形势后选择提早急流勇退，家乡的菜肴所勾起的思乡之情只是决定离去的一个诱因而已。《世说新语》中南北食物的描写，写到北方的食物多以肉食为主，如《世说新语·德行》第二十五则；
而对南方食物的描写更多是水产和菜肴，像前文提到的“莼羹”。不同的地理环境生长出不同的食物，塑造了一方的饮食文化，是家乡在味蕾深处种下的种子，不同的食物也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只是味道的偏好，书中体现的对不同食物的好恶更多是由南北士人的矛盾冲突在生活中一些细小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既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也是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时代。在晋室南渡，南北士人杂居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南北士人的矛盾和冲突，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也是新移民与土著的矛盾。中国历史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文化整合有两种情况，当征服者在文化上落后于被征服者时，他们便提倡被征服者的先进文化，以有利统治；
当征服者在文化上胜于被征服者时，他们便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文化。南北士人矛盾也是新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例如二战时期在民国政府迁往重庆之时，重庆本地人也会称呼这些新移民为“下江人”；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台湾人也会称大陆过去的为“外省人”。这种矛盾和冲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互通以及老一代人的去世不断地淡化。
《世说新语》中所体现的时代背景中的南北士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体现在政治、文化、语言、习俗等各个方面。南北士族的斗争无形之间增加了内耗，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长期发展，但这已经发展成为了潜意识里的想法积习难改，所以两晋灭亡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核心文人集团的南北士族对立互相消耗，也是重要的原因。虽然有张华、王导所代表的一批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为南北文化的融合，提升南方士人的政治地位所做出的努力，但都是昙花一现。
注 释：
①孙海洋.论南北朝时期南北文风差异的原因[J].松辽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5):61-64.
于吕思勉著.两晋南北朝史上[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69.
③杨筠如著.中国历史丛书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86.
⑤（清）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267.
⑥余嘉锡著.世说新语笺疏[M].中华书局，1983:83.
⑩萧虹著.世说新语整体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5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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