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平
（深圳技师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深圳 518116）
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必定会赋予这一时代更加重大的使命和担当，正是这些使命和担当使得这一代人表现出自己时代独有的特征和规定性。也因为此，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1]。2019年，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2]。这既是党和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究竟应该“培养什么人”的战略回答，又是党和国家对身处新时代的我们提出的新使命、新任务和新要求。然而，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堪称“时代新人”，“时代新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学界对这些问题虽有诸多研究，但却少有从全球化这一视角来探讨。为此，本文认为从全球化的背景来探讨“时代新人”应具备哪些素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虽然今天世界范围内呈现出诸多的所谓“去”全球化现象，如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全球化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铁的事实”[3]。所谓“铁的事实”，也就意味着，对任何国家或个人来说，不论是否愿意，赞成亦或反对，全球化都将以一种客观必然的方式在行进着，它不会因为任何国家或个人的主观意愿而随意发生改变和转移，它是当今时代发展不可逆转的大势。任何试图阻挡这一发展大势的行为，都只能是可笑的螳臂挡车、蚍蜉撼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所强调的：“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4]
首先，全球化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是资本，资本的增殖本性是全球化发展最根本的原动力。正是在资本增殖本性的诉求下，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当初才会想方设法地在世界各地乐此不疲地奔走，到处开发和建立各种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这也就说明，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当初主宰和积极推动全球化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资本家，但实际上真正主宰和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却是他们手中的资本。资本家不过是他们手中资本的人格化，是他们手中资本的傀儡和木偶，资本的动机和灵魂才是他们当初奔走世界各地真正的动机和灵魂。因此，主宰和积极推动全球化的深层力量是资本，甚至在起源的意义上可以说，资本才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全球化的发展真正起推动作用的是资本。正是资本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一切国家、民族、地域、血缘、宗教、文化、语言等的狭隘界限变得不再可能，正是它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愈来愈呈现出普遍的世界性和全球性特征。资本自我增殖本性的客观诉求是全球化发展背后真正的推动力量，是全球化成为一种不以任何国家或个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发展大势最本己的推动者。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历史进程，对任何国家或个人来说，都是必然的、不可随意阻挡的。随着全球化发展大势的深入推进，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安于现状、停滞不前的闭关自守状态都必将或早或晚地被打破，任何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必将超出自我地域的狭隘限制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整个人类社会也必将愈来愈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联系和彼此融合态势。
其次，随着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加入，全球化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程度和内涵，相较于原初，已经发生了很大幅度的变化。它不再是原初西方发达国家某些资本家手中资本可以完全控制和主宰的了，而开始代表着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心声和意志，成为今天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个人愿意采取的互联互通、互利互惠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根据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人类历史从来不是可以由某些个人的主观意志任意决定的，而是由处在该历史进程中的所有人的主观意志所形成的合力决定的。虽然处在历史进程中的每个人的主观意志都可以参与对人类历史的建构，但真正对人类历史建构能够起方向性决定作用的却是该历史进程中所有人的主观意志所形成的合力。由此也就说明，虽然从起源来说，西方发达国家某些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早已走出了原初狭隘的单向性，成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心声和意志。所以，全球化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今天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某些个别国家或个人的“去”全球化行为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再者，那些所谓的“去”全球化的国家或个人其实也并非真的想要彻底、完全地“去”全球化，而只是想要“去”全球化给他们利益带去的某些损伤和侵害。换句话说，全球化对任何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这些国家和个人带去福利和实惠的同时，也滋生了压力和某些他们认为的“不可承受之重”。所以，伴随着全球化发展进程，总是会不时地出现这样的状况：某些国家或个人，一边在享受着全球化给他们带去的实惠，一边却又在高喊着要“去”全球化。比如，目前“去”全球化呼声喊得最响亮的美国，就是这样的。难道美国真的不想要全球化吗？如果是这样，那特朗普和拜登为什么会频频地给除中国外的很多国家领导人打电话，企图构建抹黑和围堵中国的国际联盟体呢？可见，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或个人，实际上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全球化，他们并不是真的不想要全球化，而只是不想要能让中国等他们认为的竞争对手从中也可以获利的全球化。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去”全球化，其实质并不是真的不想要全球化，而只是不想要具有互惠性质的全球化，不想要可以让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得到实惠的全球化。所以，作为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世界上既不会存在绝对彻底地“赞成”全球化的国家或个人，也不会存在绝对彻底地“去”全球化的国家或个人。面对当今时代各种“赞成”或“去”全球化的行为，我们需要做的，重点不是停留在他们“赞成”或“去”的抽象态度上，而是冷静深入地去分析他们“赞成”或“去”的内容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
综上可知，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大势，不以任何国家或个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基于对这一发展情势的清醒认识和准确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坚定不移地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6]“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7]。未来的中国仍然会坚定不移地拥抱和支持全球化，会将自己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愈来愈深度密切地联系和融合在一起。所以，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想紧跟这个时代发展的步伐，不辜负这个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自觉培养世界性眼光，积极锻造世界性格局，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视界中，既以世界性的眼光去思考中国问题，又以坚定的中国立场去把握世界情势，从而将自己的发展有效地融入国家和世界的发展大局，在国家和世界的发展大局中，去确证和肯定自己的存在，去展现和发挥自己的才能，去挥洒和诠释自己的年华。
诚如上文所说，当今时代的发展大势仍是全球化和世界化，而主导和推动这个大势进程的本质性力量仍是资本，是资本为了尽可能多和快地增殖自身价值而驱使人们不断地缩短和减少各种时空界限的全球化和世界化。可以说，资本这个概念早已本质性地孕育着全球化和世界化的发展大势，因为任何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对资本来说都不过体现为必须突破的限制。只要全球化发展大势背后的主导因素是资本，那么，开放性和发展性就必定会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本质诉求，是今天这个时代根本异质于过去一切时代的最为独特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把这样的时代称为“资产阶级时代”。在他看来，这样一个“由资本为其奠定世俗基础并为其制订根本方向的”[8]时代，它的最大特征就是永恒存在的变动性和永远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必然会愈来愈呈现出这样两种发展趋向。
一是神圣价值的废黜和社会价值的多样化。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将这样的发展趋向称为“祛魅”进程。他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就是“诸神的争斗”和“冲突”，就是整个社会的“祛魅”和不断地合理化、世俗化。而所以会呈现这样的发展趋向，在另一个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今天这个时代最本质的规定性是资本。他说：在这个时代，资本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9]，一切都必须按照资本最快最大地增殖自身价值的逻辑来思考和行为，因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10]。换言之，在这个时代，资本成了主导整个社会的至上法则。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所有人，不论是否愿意，都不得不面对并接受资本的“改造”，否则，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无情的灭亡，因为资本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1]。这必然意味着，过去一直被人们尊崇和膜拜的一切神圣都将面临资本的考验和检视，并不得不在资本面前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致于人们今天会对这样的一些社会现象并不感到陌生：“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12]这说明，在这个以资本为最本质规定性的时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的侵蚀和“亵渎”，整个社会也将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多样化，因此，“祛魅”和开放是这个时代的重要发展趋向。
二是进步和发展的绝对强制。所谓绝对强制，也就是指进步和发展的无条件性、必须如此性。这同样是由资本的本性和使命决定的。不断地增殖，不断地产生高于自身价值以上的价值，不断地实现自身价值最快最大地增殖，这是资本存在的根本价值和意义，是资本的本性和使命。资本要想完成这一本性和使命，就必定会疯狂地要求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因为资本只有吮吸活的劳动才有可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增值。现代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技术的不断革新正是为了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实现资本这一无限制地最大最快地吮吸活的劳动的欲望。其结果是，在现代社会的资本“座架”下，稳定只能意味着死亡，只有不断地进步和发展才能生存下去。作为资本价值增值“必要条件”的活的劳动生产力，我们每个人，不论是否愿意，都必定会在资本“座架”的促逼下强制着自己不断地进步和发展。为此，海德格尔将这样的时代称为“进步强制”的时代。他说：“我们实际上究竟看到了什么呢？是什么通过规定了整个大地的现实而统治着当今呢？”[13]也正因为这种进步和发展的需求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意愿，而只是按照资本的意愿而展开的，所以有学者认为，虽然现代世界完成了作为“技术的现代性”，但作为“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却远远没有开始。在现代世界的这种资本逻辑促逼下，作为资本增殖自身价值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和工具，我们每个人只有强制自己不断地进步和发展，不断地让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能够创造最大化的价值增长，才可能很好地持存下去，哪怕这种持存是以透支生命和损坏身体健康为代价。因此，守旧、僵化、固定不变的传统生存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今天这个时代的发展需要，开放和发展是这个时代的本质诉求。在这个时代，“稳定只能意味着熵，意味着缓慢的死亡，而我们的进步感和成长感是我们确信自己活着的惟一方式”[14]。固守或渴求长期不变的稳定，只会让一个人愈来愈跟不上这个时代发展的步伐，最后也必定会被这个时代所遗弃，因为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具有开放思维的人，是能够适应各种变化的人，是面向未来能够不断寻求发展和进步的人。诚如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所说：“无论哪个阶级的人们，若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去，他们的性格就必须要接受这个社会的可变和开放的形式。现代的男女们必须要学会渴望变化：不仅要在自己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不拒绝变化，而且要积极地要求变化，主动地找出变化并将变化进行到底。他们必须学会不去怀念存在于真正的或幻想出来的过去之中的‘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而必须学会喜欢变动，学会依靠更新而繁荣，学会在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期待未来的发展。”[15]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和进步强制的时代，身处新时代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的本质出发为我们深刻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他说：“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
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16]努力让自己成为有文化、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全面发展的人，既是我们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更是我们能够与时代同向同行不被时代无情抛弃的根本保证。因此，在思想和行为上积极适应和习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各种变化和不确定，自觉培养发展性的成长思维，时刻葆有风险忧患意识和历史机遇意识，以辩证发展的方式去认识和把握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以开放宽容的理性去审视和应对这个时代的价值多元和观念差异，进而努力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把握自己的人生航向，谋求自己在这个时代的良好存在和发展，让自己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新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任务、新使命和新要求。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虽然情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它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今天的全球化并未改变国际资本努力追逐自我价值最大化增殖的性质。推动这一全球化的主体仍旧并非人本身，而是资本，全球化不过给资本疯狂追逐自我价值增值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因此，资本虽然带来了全球化的伟大成果，但同时也使得这一背景下的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其描述为“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17]，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其界定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18]，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将其诠释为“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19]。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人虽然摆脱了上帝、神、佛等各种超验的“神圣形象”对自己的统治，但资本逻辑的发展和扩张却在消解掉这些“神圣形象”的同时，将人重新置于新的各种“非神圣形象”诸如商品、货币、资本等世俗物质产品的统治之下。
这也就意味着，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现代社会，并未给人带来真正的自由和独立，而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对人更加隐蔽的统治。所以说这种统治形式更加隐蔽，是因为现代社会对人的统治，超越了传统社会人或神对人的直接统治方式，采取了颇具隐蔽性的世俗物的统治方式。如果说传统社会人的不自由和不独立集中体现为人或神对人的统治，那么，现代社会人的不自由和不独立则集中体现为世俗物对人的统治。也正因为此，在现代社会中，人总是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是自由的和独立的。殊不知，这样的独立和自由，实际上却受着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普遍的统治。因此，现代社会虽然通过宗教批判和启蒙运动将人从人或神对人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但它却并未确立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让人真正摆脱枷锁，走出奴役，而是让人陷入世俗物的铁笼，成了世俗物的囚徒。
在此背景下，作为世俗物在现代社会最抽象的极致表现形式，资本就像一束“普照的光”，它将人的一切都置于它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不论是人的思想，还是人的行为，不论是人赞成，还是人反对，都必须严格遵循资本的逻辑，无条件地接受资本的审判和考验，并在这种审判和考验中确证和审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资本取代传统社会的“神圣形象”，成了今天人们头上顶礼膜拜的新的“非神圣形象”。充斥在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拜金现象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对此，著名哲学家科西克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他说：“到了十九世纪，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
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20]可见，现代社会，对人来说，并不是真正的属人的发展史，而只是资本的发展史，是资本不断奴役和控制人的历史。这意味着，一度从黑暗的中世纪神学中挣脱出来的人，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成为自由独立的人，而是成了资本奴役和控制的对象，成了资本发展自身和增殖自身的工具和手段。对资本在现代社会的这种强大的奴役和控制力量，马克思曾用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加以鞭挞。在他看来，资本在现代社会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虽然未用赫斐斯塔司的楔子，但它对人奴役和控制的牢固程度却远胜过赫斐斯塔司的楔子。为此，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给予了强烈谴责和批判，认为它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却不仅没有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反而将人置于更加不自由的境地。可见，走出资本奴役的生存困境是今天人们普遍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那么，应该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呢？这用吉登斯的话说，也就是驾驭资本这头“猛兽”何以可能呢？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这样问道：“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21]
对此问题，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无疑给予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在他看来，只有将资本重新置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22]，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为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人才可能在享有资本这头“猛兽”所带来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同时，不被这头“猛兽”所奴役和控制，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和独立。换言之，人只有“驯服”资本，“复归”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人才能在享受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能够自觉消解或规避资本的负面效应，切实让资本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资本服务。可见，驾驭资本这头“猛兽”，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重新确立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然而，要确立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单靠个人的力量是实现不了的，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也就是联合起来的个人。为此，马克思认为，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说：到那时，“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3]
由此可见，面对当今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作为未来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身处新时代的我们，必须顺应这一时代诉求，自觉培养主体性人格，积极提升主体性意识，努力锻造主体性自我。这既是走出资本困境的时代需要，又是探索和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诉求，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对时代新人成长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语重心长地诫勉青年学子，要“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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