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心城区老年人口已占沪籍人口的1/3。据报道，79.4%的60岁以上老年人有慢性病史，糖尿病是老年人常见10种慢性病之一［1］。据WHO预测，至2015年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将超过10%，患者将超过1亿。糖尿病除了遗传背景，环境因素可能对糖尿病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采取干预措施可有效地防止与环境有关的糖尿病的发生。2005年，我们对上海某中心城区社区老年人群糖尿病患者健康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重点分析吸烟、饮酒与糖尿病关系，探讨可能的防治对策，为社区老年人群糖尿病管理和防治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上海中心城区社区中年龄在50～69岁的老年居民，并满足以下条件：居住上海时间≥20年，具有良好的记忆力、活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根据近年来上海中心城区糖尿病现况调查结果，50～69岁组人群糖尿病患病率约为12%，允许误差δ取0.1，α取0.05（双侧）。样本量为2 936人，考虑到失访等原因最终确定本次研究样本量为3 200人。�
样本量计算公式：�
1.2 方法�
本项目为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多级分层系统抽样方法。该中心城区共有4个社区，每社区系统抽取10个居委,选择50～69岁年龄组的居民户，每居委再系统抽取80户，由调查员（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防保医生）上门入户家访调查，每户调查1人。问卷调查结束后，通知受访对象到指定的地点进行体检和血样采集。�
1.2.1 问卷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状态、病史、吸烟饮酒、心理健康、体力活动情况。1.2.2 体检 检查身高、体重、体质指数（kg/m2）、血压、脉搏、空腹血葡萄糖、血红蛋白；体质指数2=69.667，P2=74.279，P2=10.569，P2=21.168，P2=79.763，P2=120.242，P2=21.112，P2=18.775，P2=27.373，P2=14.142，P=0.000，女性：χ2=6.448，P=0.011，说明在老年男性和女性人群中饮酒与糖尿病患病有差异。周饮酒次数为0、≤1 次、2～4 次、5～6 次、每天均饮酒的老年人群糖尿病患病率分别为8.57%、12%、0%、0%、6.25%（χ2=13.968，P＜0.01）。而不同家庭年收入的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率相同（χ2=6.837，P>0.05）。
2.3 多因素分析 �
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是否为糖尿病为反应变量，自变量分别为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体力活动时间、社会活动、体质指数、吸烟、吸烟量、饮酒和周饮酒次数，其中年龄、体质指数和吸烟年限均为连续变量。同时为了解多分类变量内部联系，对多分类变量以第1层亚变量为对照进行分层分析，结果见表3、表4。��
表4显示，经非条件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周饮酒次数分析建立在亚元分析的基础上，以偶尔饮酒作为对照组，研究发现，少量饮酒者糖尿病患病率仅为偶尔饮酒者的13.8%,但是过量饮酒人群中糖尿病的患病率又为偶尔饮酒的13.99倍；吸烟年限越长，总体力活动时间越长，一周内每天饮酒，糖尿病患病风险越高（P2=193.277，P=0.000，说明该模型是合适的。本次研究回归方程中吸烟年限、总体力活动时间、周饮酒次数7次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8、0.889、2.638，常数项为-27.551。��
3 讨论�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及（或）其生物效应降低（胰岛素抵抗）引起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1997年美国ADA总结出2型糖尿病的危险因子包括：糖尿病家族史、肥胖、种族、年龄、糖耐量低减、高血压、HDL-ch≤0.9mmoL/L、TG≥2.82mmoL/L、体力活动减少以及女性巨大婴儿（≥4kg）生育史和妊娠性糖尿病史［2］。富振英等［3］在广东的研究显示，在糖尿病男性患者中，除年龄、BMI、糖尿病病史、饮食和药物外，吸烟（支年）也是独立因素，大剂量吸烟明显增高血糖，不利于血糖的控制。日本的一个为期8年的前瞻性研究也发现，每天吸烟16支以上的人群的糖尿病发病率是不吸烟人群的3.21～3.27倍［4］。但也有调查显示,糖尿病患者中的吸烟率与非糖尿病病人的吸烟率相同［5～7］。我国1994年的一项调查中糖尿病主要危险因素并不包括吸烟［8］。上述研究不支持吸烟是糖尿病独立危险因素。而导致这种矛盾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广东省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协作组［9］认为,大量饮酒可能是糖尿病患者风险中一个可变的协同性因素,其危险性主要表现在有糖尿病家族史或年龄≤50岁而饮酒较大量的人群。Rimm和Perry等［10,11］所报道的两项队列研究发现,中等量饮酒（酒精39～50g/d）与不饮酒者或偶然饮酒者相比，相对危险度RR均为0.6（0.4～0.9），提示中等适度饮酒的糖尿病危险性较低，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从单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总体力活动时间、社会活动、体质指数、吸烟和饮酒均与社区老年人群糖尿病患病有关。糖尿病患者的现吸率高于非糖尿病患者，而在男性老年人群中，男性非糖尿病患者的现吸率明显高于男性糖尿病患者。可能因本次调查仅了解到现吸烟情况，未能了解到患病前的吸烟状况，因此出现此结果可能原因是一部分男性吸烟人群患病后主动戒烟。�
本次多因素分析未将高血压作为因变量引入Logistic回归方程，因为作为横断面调查不能区分高血压是糖尿病的诱（病）因还是并发疾病。虽然在单因素分析中，年龄、体质指数、总体力活动时间均与糖尿病患病有关，但最终进入Logistic回归模型的独立危险因素有总体力活动时间、吸烟年限、每周高频次饮酒。年龄、体质指数均被排除出多因素模型，且总体力活动时间与糖尿病患病呈正相关，即体力活动越多，糖尿病患病率越高，这与文献报道不一致，可能原因是糖尿病患者将增加体力活动时间作为糖尿病非药物治疗的一种手段。年龄未纳入回归模型，可能与本次研究仅调查60～59岁的老年居民有关。�
虽然本次研究吸烟最终被排除出多因素模型，但吸烟年限是糖尿病患病独立危险因素（OR=1.148），吸烟年限越长，糖尿病患病危险性越高，这也表明了吸烟与糖尿病患病有关。富振英［12］报道饮酒累积量与糖尿病患病呈线性关系。本次研究中也发现每周饮酒7次为糖尿病独立的危险因素，而周饮酒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