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泰瑞 李月琳 孙劲松 肖瑜洁 张芝境
（1.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天津，300071；
2.南开大学信息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公开是政府及相关部门为应对紧急卫生风险，借助多种渠道，包括新闻发布会、政府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等，进行的信息公开实践活动。相关信息及时、高质量的公开，不仅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还有助于形成正确舆论、构建和谐氛围，对有效控制局势和顺利解决危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及时公开的信息有助于个体了解事件的进展，以便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事件爆发期间由于不确定性引发的焦虑和不安[1]。同时，合理的信息公开内容可以帮助公众了解政府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相关决策，从而使公众可以参与和推动良好的公共政策的制定[2]。这不仅为公众获取信息提供了便利，也为政府实行有效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条件，通过知晓民意和体察民情，可以有效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
然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确定性导致信息公开中可能包含大量的冗余信息，易形成信息过载[3]，这种信息过载会对个体造成心理和生理上的压力，甚至迫使其放弃使用当前信息[4]。而满足自身信息需求是公众参与政府信息公开的最终目的[5]，如果公开的信息无法满足公众的实际需求，则难以称之为有效的信息公开。已有研究从优化信息公开机制[6]、丰富传播渠道[7-8]、提升内容丰富度[9]等方面，讨论了政府提升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质量的方式；
也有部分研究较为宏观地分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信息需求[10]，但较少有研究聚焦以政府信息公开为信息源的公众信息需求，及其对信息公开质量提升的影响。信息公开部门应该对公众关注和需要哪些信息有足够的认知，从而更好地提升信息公开质量，助力公众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实现信息公开的效果。
因此，本研究基于公众视角，主要探讨以下问题：
（1）就政府信息公开而言，公众有何信息需求？
（2）不同需求类型之间有何关系？
（3）影响公众信息需求的因素有哪些？
2.1 突发事件情境下的政府信息公开
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境下，尤其是在突发事件的早期阶段，如果缺乏一定程度的政府监督与管理，公众很难获得适当的信息[11]。面对突发事件，信息不对称问题普遍存在，需要政府以信息公开作为重要的工具，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整合各方面信息，促进信息的有序化，提高信息有用性[12]。Nagler等[13]认为，由于缺乏对突发事件的了解，相关信息易前后矛盾，政府需通过信息统筹更好地预测可能的信息冲突，减弱公众的认知冲突。同时，尽管在事件暴发期间获得及时、高质量的信息可以有效地遏制疾病的传播[14]，但过多的信息公开可能会造成公众的认知负担，导致公众无法系统性地处理信息，反而会降低了信息的实际效力以及公众对相关政策的遵从[15]。因此，政府可通过迅速、广泛地公开相关信息，实现降低公众认知负担，提升信息效力的目的。
政府信息公开是培养公众信息意识，防止错误信息传播和影响的有效措施[16]。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种来源的信息迅速传播，公众接收到的信息及其影响难以预知[17]。错误信息的扩散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甚至危及生命健康[18]，同时，也会影响到公众对相关政策措施的理解与支持[19]。如，Bora等[20]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错误信息会加重公众的偏执和恐慌，削弱各种政策和措施带来的效果。政府统一、及时、准确发布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增加透明度，是社会公众全面、准确了解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增强危机意识，协助和监督政府做好突发公共事件预防和应对工作的重要环节[21]。如王钺[22]提出信息公开可以增强公众警觉性和防范意识，有效防止公众恐慌，增强公众信心。
此外，若政府未能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可能会给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空间，如王晰巍等[23]发现辟谣信息的公开是否及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谣言的传播速率和规模。政府作为相关信息的权威来源，社会需要其提供质量良好且容易理解的信息，以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24]，同时需要其通过信息公开的内容，提高公众规避错误信息的能力[25]。因此，政府应该注重在信息公开的全流程中建构完整的叙事逻辑和对话模式[26]，以推动对突发事件的有效应对，同时在复杂的舆论互动与博弈中发挥主观能动性[27]，加强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和沟通，以扩大信息公开的影响力。如周莉等[28]发现，积极推进突发事件各阶段的信息公开，不仅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其形成良好的互动，推动突发公共事件的顺利解决，同时也能增强政府自身的公信力水平。
2.2 突发事件情境下的公众信息需求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通常会不断获取相关信息，以有效应对风险[29]。如，Chen等[14]发现公众会对COVID-19造成的不确定性感到悲观，并会急切地寻找相关信息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公众会比常规状态更需要准确的信息，以便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信息可访问性不强，信息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则极有可能放弃相关的行动[11]，而失去主动性的公众对于社会心态的恢复十分不利。因此，政府应多渠道地了解公众信息需求，加强对公众信息需求的调研与关注，实现精准和高效的信息公开[30]，帮助公众及时有效地展开应对风险的活动。Shan和Lin[31]的研究表明，突发事件相关的高质量信息内容会更加吸引公众关注，有助于信息公开效用的持续释放。而信息公开内容以公众需求为中心，根据风险的变化而更新信息公开内容，可以确保公众更好地识别风险[32]。已有研究一方面从公众需求的视角，解释和评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现状，梳理政府公开的内容[33]，以及基于信息公开内容的梳理，探究公众对不同内容的需求层次[34]。如周国韬等[35]发现，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疫地区居民会产生多种类型的信息需求，主要集中于疫情基础信息、政府治理方案和自我防控与救治三大类信息。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深入了解公众实际信息需求，是提升突发事件信息需求满足程度的重要前提[10,36]。例如李月琳等[37]的研究探索了新冠疫情期间大学生的信息需求类型、重要程度及其被满足的程度，认为政府应提供更精准的信息服务以满足大学生信息需求。
综上，已有研究探究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公众的信息需求，但较少关注以政府信息公开为信息源的公众信息需求。因而，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研究缺憾，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境下，针对政府信息公开，探究公众的信息需求、不同信息需求之间的关系及相关影响因素，以为有效地开展相关工作，应对此类事件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收集数据，使用NVivo11质性分析工具，通过开放编码分析数据。
3.1 数据收集
访谈工作于2021年8月2日开始，2021年9月9日结束，团队成员共访谈100名受访者（访谈大纲见附录1），受访者来自东、中、西部19个不同省或直辖市，剔除录音不全或损失的访谈，最终共获得96份有效访谈，转成文字记录后，赋予编号为P001-P096，形成78万余字的可分析数据。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viewee
访谈大纲
受访人群涵盖性别比较均衡，来自不同年龄段，涵盖多种职业，学历层次分布较广，地域分布也较为均衡。其中，18-30岁占比达63%，学生占36%，本科学历占到52%，东部与中西部样本占比较均衡。
3.2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遵循一般质性数据分析的思路，通过开放编码，归纳提炼相关概念，并揭示概念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本研究数据规模较大，为保障数据分析的有效性，共有4名研究人员分组参与不同阶段的开放编码，基于开放编码的结果及编码过程中的备忘录，归纳、提炼概念或类别及其之间的关系。编码共进行了四轮：
（1）第一轮编码从96份访谈记录中随机抽取20份，由4名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问题进行背靠背编码，之后通过深入讨论，形成初步的编码框架。
（2）第二轮从96份访谈记录中随机抽取40份，随机分为两组，每组依据编码框架，分别由2名研究人员进行背靠背编码，进一步完善编码体系。研究人员讨论形成最终编码框架，如表2所示。
表2 信息需求分析的编码框架Table 2 Encoding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Needs Analysis
（3）第三轮编码从剩余的56份访谈记录中随机抽取30份，采用与第二轮同样的方式进行编码，研究发现并无新的概念产生。研究人员进一步归纳和提炼编码的结果，提炼概念或类别，并分析概念或类别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公众信息需求及需求间关系和公众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
（4）第四轮，为验证理论饱和度，研究人员针对剩下的26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进一步验证编码结果，未发现新的概念或关系，由此认为编码达到理论饱和。
采用Cohen"s Kappa系数进行编码结果一致性检验，Kappa值为0.757，表明编码结果的一致性程度可接受，也说明了编码的有效性。
4.1 公众信息需求
分析发现，针对政府信息公开，公众的信息需求可归纳为安全保障性信息、社会相关动态、事件相关知识和正面引导性信息四大维度。
4.1.1 安全保障性信息
出于保障自身或关心他人健康安全的目的，公众表现出对个人防护、政府应对与保障、疫情风险等信息的需求，所有受访者均提及此类需求。
公众面对新冠疫情时会首先了解个人防护信息，包括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自我防护、使用何种防护用具及如何使用等方面，尤其信任官方或权威专家所提供的指导或建议，如P014表示：“会从专家的角度了解如何做好防护，进一步地了解和知晓这些相关方面的知识”。而政府的应对与保障信息是个人防护信息需求的延伸，包括防疫进展、防疫措施、物资信息、疫苗接种信息等方面，这些信息是公众在保障自身基本生命健康安全基础上的进一步需求，希望通过获取相关信息加强和巩固安全屏障，如P026表示：“首先是关注在疫情中我们能做什么来预防，然后，最近是关注打疫苗的信息”。风险信息是公众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对某一区域风险研判的重要参照信息，包括自己生活区域周边的风险地域、风险人群等（P004）。同时，公众也会出于生活或工作需要而关注其他区域的风险信息，如P003表示：“第一个就是要知道我所在的地方是否是属于一级风险区，然后我所去的地方是否是属于风险区”。可见，公众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会尽量规避风险区域，以更好地保护自身健康安全。
4.1.2 社会相关动态信息
对社会动态的了解是公众另一信息需求，约60%的受访者表示会关注社会相关动态信息，包括疫情发展与影响、政策变化和其他疫情相关时事等。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如新冠疫情，往往波及范围广、影响范围大，对个人的影响不仅是通过事件本身，同时也会通过事件的持续发展影响辐射整个社会，引发宏观环境的变化，从而间接地影响个体的生产和生活。公众一方面会关注事件本身的发展，如对疫情相关数据的关注（P013），同时还会关注事件对社会或生活的影响，如P080 表示：“会关注一下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有没有一些浮动，国家关于物价会不会有一些指导什么的”。同时，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会引导和规范公众行为，因此公众对于政策信息较为关注，会通过政府的政策来判断当前形势，并以此安排自己的行动，如P001 表示：“根据广西当地的权威的防疫政策预判一下形势…给自己增加更多的那种plan A 和B”。除此之外，时事信息如物资捐赠、追责问责、辟谣信息等疫情相关的时事信息也是公众关注的内容。
4.1.3 事件相关知识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会面临许多未知领域，现有知识储备往往不足以认清当前面临的问题或识别虚假信息，因此约40%的受访者表现出对事件相关知识的需求。
许多受访者表示信息公开应该辅以病毒传播原理、疫苗原理和效果等基础理论知识的科普，以帮助其正确认识风险和科学地应对突发事件，如P068提出“把这些关于这个病毒的知识多普及，让大家多了解，大家都了解了，心里也就踏实了”。此外，公众希望信息公开不仅能起到辟谣作用，同时还能普及识别谣言或虚假信息的知识，如P026表示：“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会给人造成一种混乱，不知道如何分辨的感觉，官方应该多说说（怎么分辨）”，提前宣传和警示可以帮助公众加强对虚假信息的防备[20]，提升公众对虚假信息的认知和辨别能力。
4.1.4 正面引导性信息
受访者表现出了对正向的引导性信息的需求，包括情绪引导和行为引导两个方面，以帮助他们调节情绪，并引导他们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此类需求相对较弱，只有17%受访者明确表达相关需求。
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冲击往往会激起公众强烈的情绪反应[38]，公众需要政府在信息公开中能够为正面的情感如敬佩、感动等提供支撑，促使正面信息的传播和扩散，如P019表示：“医生这种尊重生命，尽最大努力去保护生命、牺牲自己的这种做法，还是让我敬佩和感动的，我会特别关注医院医生群体和他们的一些工作和努力”。此外，许多人希望在突发事件中贡献一份力量，但是往往不知道如何对接或实施，因此需要政府及时进行引导，给予相关渠道或机会，使公众的行动诉求得以实现（P024）。同时，也有受访者（P092）表示，有效的引导有助于正确的信息在社会中扩散，督促个人自律，提高事件应对的效率和效果。
4.2 信息需求之间的关系
分析表明，不同维度需求之间并非是割裂的，而呈现出了一定的关联关系，主要体现为各维度需求之间的触发关系。
公众在寻求或满足安全保障性信息需求时，往往会激发其对社会动态相关信息、事件相关知识的需求，比如在了解区域风险信息后会进一步搜寻相关政策信息，P001 表示：“我会细致地搜被设定为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地区有哪些，之后去搜对应的这些区域会有哪些管控政策”；
或者在了解政府对疫苗接种的保障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期望获取疫苗原理、副作用等相关科学知识，P048 表示：“有时候它涉及到一些专业的词了或者专业的知识，比如说这个疫苗接种了，因为它疫苗有好几种，有药效大的，有保护期短的什么的，然后还有是对孕妇有什么副作用，都会关注一下”。
同时，公众对社会动态了解时也可能触发相关知识需求，如受访者P054表示：“政府不能只披露信息说疫情的发展…如果能让公众了解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才能让公众更能够理解你（政府）的一些防御措施”。
此外，公众在了解社会相关动态的过程中，有时会触发公众的正面引导性信息需求，希望获得更多正面信息或者先进事迹来支撑自身正面情感（P019）。正面信息还会促使公众产生进行正面活动的想法，比如受到志愿者无私奉献的事迹感召，在感动和敬佩之余想加入其中，因此需要获得一些引导性的信息帮助其加入和完成志愿活动，如P024表示：“就会觉得大家都做得非常好了，也想要投身这方面，不光是想要看报道，还想要投身其中，这一方面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引导”。
可见，不同维度的信息需求之间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关联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往往是以正向影响的形式出现，即某种需求的满足可能会触发其他需求。
4.3 影响公众信息需求的因素
研究发现，面对新冠疫情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信息需求会受到事件特点、个人特质和已公开信息的影响。
4.3.1 事件特点的影响
事件类型。突发事件本身具有不同类型，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39]。新冠疫情属于公共卫生事件，本身所体现出的风险特征区别于其他类型突发事件，同时其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等特性区别于一般公共卫生事件。因此，公众对信息公开的信息需求也会随其特性而产生，如P004表示“因为这个新冠病毒不像其他自然灾害，它具有传播性，所以政府会很及时地把这些感染者信息公布出来，我觉得对于这种信息还是要了解的”。
风险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风险是随事件发展和时间推移而变化的，公众对于信息公开的信息需求类型和需求程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当周围风险较高时，公众会关注各类信息，希望通过丰富的信息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当风险得到控制后，公众则会减少需求但保持基本的信息监控，如P020表示：“可以说，我关注信息的情况，是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如果疫情又有了，就又开始关注了”。许多受访者是以周围的风险信息为监控窗口，通过关注该信息来判断风险变化，并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关注和搜寻政府公开信息，如P009表示：“我平时就只是了解一下，只有我们县发生了疫情我才要会去关注相关信息”。
4.3.2 个人特质的影响
个人日常生活态度。本研究显示，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公众的日常生活态度会对其信息需求产生影响。一些受访者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维持一个较小且固定的社交和活动范围，认为只需要确认其所接触人群和所活动区域是否有风险即可。自身周围的风险信息是这类人群的核心信息诉求，对其他类型信息没有主观需求，整体信息需求偏弱。如P003表示：“我的信息需求不高，主要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宅，而且因为我自己其实家里面是处于一个低风险地区，就一直以来都是低风险，没有过中高风险，所以我一般其实都不太在意”。同样，在日常生活中社交活动比较丰富或者习惯关注时事的受访者，对于信息公开的信息需求则更为广泛，如P017表示：“我在广东交了很多同事、朋友，我会经常和他们联系，会去更关注一些他们珠三角的一些疫情…比如说中高风险地区在哪儿，以及他们的通勤、办公政策之类的”。与此同时，公众所处环境中的信息密度会转变其习惯，影响个人的信息需求，如P092表示：“我没有主动去关注，但当大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也会去关注一下，去看一看它的情况”。
个人身份特征。受访者涉及多种职业、多年龄段、多层次学历，研究发现受访者的身份特征会影响其对信息公开的信息需求类型和程度。一方面，职业的不同会使其具有不同领域的知识储备，如，医务人员对医学知识储备更为全面和详细，因此会对信息公开中相关信息的需求较低，作为医务人员的P021表示：“我们其实本身医院都会有培训怎么洗手，以及疫情期间如何进行个人防护，所以就没有再关注那些东西”。同样，因为职业需要的原因，金融行业从业者希望政府更多地公开疫情对经济方面影响的数据（P027），企业员工关心返工及办公政策（P001），学生更多地关注返校政策（P020）。另一方面，基础知识储备水平和认知水平影响着公众信息需求，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的内容中会包含一些基础的医学知识，会对缺乏相关知识储备或认知能力不足的公众造成认知困扰，因此部分受访者表示希望获得更多的科普知识或解释，以帮助其更好地理解相关内容，如P011表示：“对这个复阳的情况，心里还是担忧，钟南山教授对这个复阳的情况进行了进一步地带有科学性、专业性的解释…说的这些消息大家了解了，就比较放心了”。
4.3.3 已公开信息的影响
公众在面对未知事物时，自身的需求并非是从一开始就明确的，而是在外界信息辅助下，分阶段逐渐清晰自身的实际需求[40]。本研究发现，公众的许多信息需求会受到已公开信息的触发。面对突发事件的公众并不知道自己应该知道何种信息，其信息需求是在追踪信息公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如P069表示：“我只能从现在公开的这个情况知道我想获得什么，其他的我也想不到，只有再进一步公开我才知道需要什么”，因此已公开信息的内容设置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的实际需求。这种影响既表现在不同维度信息之间的需求相互触发，比如安全保障性信息的公开对相关知识需求的触发，也表现在信息需求的自我触发，比如在对病毒传播方式了解后，会进一步产生对病毒溯源、病毒致病症状及疫苗保护率等相关知识的需求，P028表示：“可能会看到就是变异的一些病毒之类的，我关注的一个就是溯源信息，然后就是变异的新冠疫病毒，它带来的这个症状的改变是什么？另外就是这种变异之后的这个疫苗，它的保护率到底能达到多少？”。
综合公众表达出的信息需求，以及研究挖掘出的需求间触发关系和影响需求的因素，本研究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以政府信息公开为信息源的公众信息需求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以政府信息公开为信息源的公众信息需求模型Fig.1 The Model of Public Information Needs from GID Dur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的政府信息公开，公众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信息需求。已有研究对相关信息需求的划分往往围绕疫情动态、理论科普、政府管控和社会状况等不同类型展开[10,34]。然而，这些信息需求类型多是根据已有信息公开的内容和公众关注的话题总结梳理，缺乏对公众自身认知的关注，难以反映公众在实践中的信息需求，更无法揭示需求间的关系。同时，部分研究虽然从公众角度探究了信息需求，但关注对象较为局限，如大学生群体等[36-37]，且更多关注笼统的信息需求，未聚焦于政府信息公开。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些缺憾，采用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方法，受访者的类型较丰富多样，营建了更有针对性的话语环境，以更好地挖掘公众信息需求。研究更全面地识别了以政府信息公开为信息源的公众信息需求类型，如发现公众在理论科普之外还需要实践操作知识，在了解现状的基础上还希望获得正面引导性信息等。以下围绕研究结果进一步讨论相关信息需求之间的关系及公众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
5.1 不同类型信息需求及需求之间的触发关系
首先，安全保障性信息是公众最重要的信息需求，同时会引发其他信息需求。公众对安全保障性信息的需求体现了公众对基本生命保障、安全感的迫切需求，而安全需求是公众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基本和长期需求[41]。基本信息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会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满意度[34]。因此，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政府应该优先重视与满足公众此类信息需求，帮助公众建立起个人基本生命安全的认知。同时，此类需求的满足将会有效激发公众的其他信息需求，使公众主动了解事件态势和相关知识，有助于促进公众主动参与到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
其次，研究发现社会相关动态信息的需求相对较强，且处于需求触发的中介位置，受到安全保障性信息的触发，也会触发知识和引导性信息需求。不论是对于出行政策的关注，还是对疫情发展和影响的留意，均表现出公众对于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期望，是追求社会归属感的需求，而社会归属需求是人类基于生理需求和安全感需求的较高层级的需求[42]。可见，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新冠疫情这样会造成人际隔离和社会运转阻滞的事件，政府在保障公众基本生命安全的基础上，应该通过多种手段的信息公开弥补公众认知与社会实际状况的信息错位，帮助公众积极恢复自身的社会归属感。及时公开社会动态信息，一方面，可以促进公众对相关知识的了解，提升其获得正面引导的意愿和机会；
另一方面，能够加强公众与社会的联系，树立其应对风险的决心和意志。
此外，事件相关知识和正面引导性信息需求相较于以上两类需求处于弱势地位，且处于信息需求触发关系的末端。但是对知识的获取与分享和对情感信息的需求仍然是公众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信息需求[43]。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积极主动的知识扩充有助于其认识风险和识别虚假信息，这种信息需求体现出公众积极应对风险的心态。同时，满足知识需求的过程中，公众会不断自我触发新的知识需求，使公众更加清晰地认识和分辨现状，以更好地理解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同时，与以往研究侧重于公众面对突发事件时的消极情感不同[38]，本研究还关注了公众对正面情感支持的需求。研究发现，公众会受到积极事件的正面感召，促使其产生主动参与积极的社会活动的愿望，展现出了公众的乐观心态和积极情感。因此，政府公开正面引导性信息可以帮助公众完成自我情感的疏解，促进正能量的裂变与传播，进而塑造积极应对风险的社会认同，助力社会稳定与秩序的恢复。
5.2 影响公众信息需求的因素
Wilson[44]认为角色、环境会对公众基本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信息需求，Savolainen[45]同样提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问题时的信息应对策略会受个人态度、社会网络、文化与认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信息需求会受到个人动因和社会动因两方面的影响[36]，而本研究进一步细化相关因素，发现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信息需求会受到突发事件的特点、公众个人特质和已公开信息等具体因素的影响而变化，而政府信息公开也应该根据公众实际需求变化履行信息公开职能。
本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可以切实感知到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影响范围、危害程度以及风险变化趋势等方面均与其他突发事件有明显差异。公众在认识到事件特点后，会产生与之对应的信息需求。如在新冠疫情这类突发事件情景下，病毒传染性会促使公众关注病例的流调信息等，而事件的持续性和发展性会使公众根据不断变化的风险态势改变自身信息需求。因此，政府需要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和发展程度等实际情况，建立符合事件发展特点的信息公开内容，以满足公众的现实需求，增强信息公开对公众的有用性。
同时，已有研究发现个人特质会对信息需求产生影响[46]，而本研究发现个人特质不同虽然会导致公众对信息公开内容需求的差异，但是周围环境会一定程度缓解这种差异。如，当公众高密度接触某种信息时，会推动其产生相关信息需求。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可以通过维持高信息密度，触发新的信息需求，丰富公众获取的信息内容，以更好地传播和普及相关信息，最大程度发挥信息公开的作用。
此外，Belkin[47]所提出的“知识非常态”假说指出，用户能够感知到需要相关信息来弥补知识不足的状态，但因为对需求内容的“不确定”而无法确认自身的信息需求。本研究发现，已公开的信息实际上发挥了引导作用，让公众意识到面对突发事件时，自己现有知识结构的不足，进而产生相关信息需求。因此，政府应通过信息公开，稳定公众情绪，有效弥补个体认知的缺失，同时也要重视对公开信息的质量控制，避免低质量的信息给公众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本研究基于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揭示了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公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表现出的多样性的信息需求，不同的信息需求存在程度差异和关联关系，且影响需求的因素也是多样化的，为政府有的放矢地开展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同时，政府应根据事件的特点和公众个人特质，贴合公众实际需求来展开信息公开工作；
并重视信息公开本身对公众信息需求的启发作用，利用好政府信息公开的先天优势，为稳定公众心态和社会秩序发挥积极的作用。研究结果可以助力政府调整信息公开的重点及方式，以更好地回应公众的信息需求，切实提升公众感知到的信息公开质量。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对于受访者的角色未做进一步的分类分析，未能揭示出不同角色信息需求异同，以及缺少对于信息需求之间触发关系的理论证明和实证检验。其次，本研究着重关注的是公众面临突发公共事件时以政府信息公开为信息源的信息需求，未针对政府信息公开应如何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开展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分析情境或角色与公众信息需求的关系，并且深入挖掘和验证信息需求间触发关系产生的机理；
另一方面也可以探索和揭示公众对信息公开过程的评价与要求，从新的角度完善公众视角下面向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体系，为政府提升信息公开质量提供更为扎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附录1
Appendix 1
致谢
本研究数据收集过程中，得到研究团队成员倾力协助。在此特别感谢张秀博士、张云开博士、王姗姗博士、张建伟博士、赵子琪硕士，以及博士生李安祎、潘正源、范斯诺，硕士生李一鸣、卢丹、刘娇、李嗣婕、黄宇澄，本科生陈俊良，对数据收集工作的协助与贡献。
作者贡献说明
张泰瑞：设计研究方案，数据收集与分析，论文写作与修改;
李月琳：提出研究问题，论文指导，全文修改和定稿;
孙劲松，肖瑜洁，张芝境：数据收集与分析。
支撑数据
支撑数据由作者自存储，E-mail:imterryzhang@163.com。
1.张泰瑞.访谈数据.rar.访谈材料.
2.张泰瑞.受访者问卷.xlsx.受访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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