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民社会的治理模式需要什么样的国民素质呢？普特南长期研究意大利地方民主政治的结果显示，民间自组织的能力才是现代公民政治品质好坏的关键。自组织的能力包括两点，一是一群人组成小团体，对内能自订规则，合作信任，自我监督，自我治理，解决自己的问题；对外，则能够多元包容，妥协商议，产生集体秩序。
国人的素质够不够？有人总想找出中华文化中也有民主“传统”，说一些孟子曰过“但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来说明中国历史上的民权思想。然而，此类思想只能说明王权是可以推翻的，却不必然导致现代公民社会的治理模式。
倒是另有一种说法比较靠谱，说中国自古就有结社（自组织）能力，比如孟宪实研究唐代敦煌农民，就可以看到自由结社的证据，或是明代文人结诗社之类的活动。其实中国自古以来自组织的传统就很强，虽然较多表现在血缘、宗族、乡亲和帮会这类团体中，较少是平等的结社，但国人强于小团体的内部自组织、自治理，则是不争的事实。只是中国人却缺乏自组织的第二种能力──小团体外的协商、辩理与合作的能力，所以总是小团体间各自为政，甚至打成一团。
更糟糕的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连这样的自组织能力又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破坏，从“新文化运动”中的“把线装书丢到坑厕中”，到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革命教育，到市场洗礼下自私功利的哲学，让两岸的中国人都一样，虽不能说自组织能力低劣，但实在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那么中国人真不合适现代公民社会的治理模式吗？非也，可干中学，渐演化。以这次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例，其实谁当选并不那么重要，但是，无论是选地区领导人，还是“立法委员”的选举，不再有两颗子弹的疑云或各式各样的枪击案，不再有选前一个晚上忽然出现铺天盖地的谣言，不再有“非常光盘”“非常录音带”爆一些不清不楚的猛料；当然最重要的是，贿选也变得很少，而且没有输了选举就聚众抗议的事情。这不是一蹴而成的。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社会治理探索过程中的闹剧、笑剧甚至悲剧从不缺乏，从“立法院”打架到街头抗议变暴动，从选举中的“奥步”（不正当的竞选手法）到常有人输了选举就聚众抗议，从贿选、作票（造假票）疑云到“黑金政治”，从民粹主义到暴民政治，说不胜说。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阵营都疯狂了一样，选举造势后群众不肯散去，还要游街，两队人马在街的两侧互相叫嚣谩骂，我刚好从中间开车过去，就感觉两边“暴民”似要打街头巷战了。那时社会整个被撕裂了，台湾人民的民主素养可一点都不高。台湾地区治理模式能有今天的成果得来不易，是二十年来一点一滴慢慢学习、渐渐觉醒得来的。
自组织能力是慢慢学习得来的。没有机会自组织的人民就不会学习自我治理以自行解决问题，所以只能成为“愤青”，只会骂爹骂娘却没有行动能力。没有机会自组织的人民就不会学习如何与别人协商、包容并合作，只能遇到异见便一阵攻讦谩骂，甚至造谣生事。平常一肚子不满，自然遇到风吹草动就成了乱闯盲动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因为他们要的是发泄情绪的机会而不是事情的真相。只有平常能自组织起来自行管理的人民才会学习理性的辩论，包容的胸襟，协商妥协的能力，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而共同合作，一起实施，并互惠公平地分享合作成果。
中国人的自织织能力是不够，但以此为理由而剥夺他自组织的机会，只会使他素质越来越差，越来越有理由不敢放手，结果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正向地走出一步，让他在跌倒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政府一步一步地放手，大家才一步一步地学会自组织。